讀”冷血少女”文章有感

有說”冷血少女”說出如此不近人情的話，其實是無心之失；又有說她只是要言論出位，惹人注意；更有人說她是少不更事，既已道歉，就應該原諒她．與此同時，又發現我家的印傭，在自己捐款之餘，還利用禮拜天放假的時間，在銅鑼灣街頭，向其他外籍傭工募捐！除了我們一家，她與華人沒有任何關係；要說教育程度，她也就只有小學畢業；她是懷著怎樣的一種心情去做這些善舉的呢？

先不管網民的反應是否極端，對這個女生的攻擊是否對言論自由的侵犯，單單拿她的言論與我家的印傭比，就是很大的反差，已夠讓人對香港社會產生疑問．一個是血濃於水的同胞，另一個是毫無血緣關係的外籍人士．兩個人的思想，行為卻差天共地．是我們的教育制度出問題了嗎？還是有人天生就沒有良知？或是在整個社會追求民主，自由，平等，公義的同時，某些價值觀出了偏差或者被忽略了呢？

多產的學者

父親最後的幾年十分多產．就算是在病得最嚴重的時候，每天都花好起碼幾小時坐在電腦前寫文章．印象中，自從父親不再用筆，改用電腦寫作以後，每天花在電腦前的時間都比睡覺的要多．

今天終於打起精神，花了半天時間整理父親留在電腦裏的遺作，才發現最後三年的作品多達六百篇，而且全部都曾以筆名分別刊登在各大報章雜誌的專欄裏．這還不包括用原名出的作品．還不知道將來會怎麼處理，不過對兒女來講，這都是巨大的財富．對我來講，雖然父親的學術觀點已經是耳熟能詳，但真的要瞭解他的研究，還是要花許多時間的．就是這麼整理一下，已經發現對他在學術方面的成就實在是知道得太少．或許應該說是從來沒有認識過！

晚上心血來潮，在google上搜索了一下父親的名字，發現全世界僅此一人，結果竟有十四頁之多！他過往的許多研究我竟然從來沒有留意過！作為女兒，實在有點慚愧．

藏民騷亂

在國內，這似乎是一個典型的敏感話題．即便這回中央如何開放傳媒報導，以正視聽，防止國際媒體炒作，但利用這個機會的大有人在．

作為中國人，自到騷亂的電視畫面，心裏很不是滋味兒．明明是很有組織的暴動，在國際間卻被視作正義行為；明明是被動地作出反應，在各國眼中就是不夠克制的鎮壓行為．

當然，在藏人的眼中，漢人就是侵略者，就是奴役他們，把文明世界的醜惡帶給他們的罪魁禍首！試想漢人在兩次受外族統治時期，不也是想盡辦法推翻這些外來政權嗎？如果漢人為自己的國土而作出抵抗的行為被視為理所當然，那藏人的行為又是不是應該可以理解的呢？長期被外族統治的背後，就是文化的侵蝕；身份認同問題不會因此而消失，反而會因長期對抗而變得根深柢固．這往往是導致過去中華民族間分分合合的一個重要原因．

然而，雖然理性上是對藏人深感同情，但情緒上，作為中國人，是很難跳出身份這個框框，不從自己國家民族的角度去看待這此騷亂的．

一矢中的

梁文道於前天(三月十三日)在明報論壇上發表的文章，十分中肯，對很多自以為了解中國的人無疑是當頭棒喝。其中一段對那些自以為高人一等，只懂批評的香港人的質問，真是大開人心：

　　「反過來看，我們這些明明早已回歸，卻不知何故仍在『境外』的香港人，倒是輕鬆自在。有些人看見維權律師被捕、上訪農民遭到打壓，首先想到的不是他們的艱困處境，然後感佩他們前仆後繼的勇氣與意志，進而尋思自己如何能夠貢獻些微綿薄之力，以助國家的政治開放人權進步。恰恰相反，他們只能在這些血淚斑斑的事蹟裏再度找到赤色中國的醜陋罪證，從而對照出香港的法治優越、言論自由，好好自我慶祝一番。問題是，在你終於發現中國始終不變，它的『劣根性』永恆不壞之後，你又能做些什麼呢？是劃好邊界嚴防壁穿，還是渺茫地等待另一場革命的爆發呢？更有意思的是，這些人往往又同時標榜香港的示範作用，覺得我們高人一等，永遠走在歷史的前面，足以為天下法。你既不想和你心目中的赤色中國扯上任何關係，所謂榜樣又該如何樹起？所謂『香港作為一種方法』的歷史功能又該如何發揮呢？還是我們相信只要香港邁上了民主的康莊大道，自然就會神奇地發揮燈塔般的效果，照亮我們心目中保守落後的那一大片晦暗土地呢？」

這些問題其實真的值得我們去深思。

評<<狼圖騰>> -- 生態篇

狼的生存與草原的生命原來是始此的息息相關的，實在令人始料不及．

書中的第十七章就以整章的對話，為草原上各種生命的互相制衡而發展出來的生態作了一個總面的概括．如果說草原是人和狼持久的戰場，那是把草原的生物鏈簡單化了．草，羊，馬，牛，蚊子，人，狼，黃羊，黃鼠，野兔，旱獺．．．各種動植物的生命交織在一起，環環相扣，懮慽與共，榮辱共存，從戰爭中達至和諧．只有草原人在經過千百年的遊牧生涯後，掌握了草原事物的關連，才能保護好草原，不讓它退化成沙漠．這與胡溫政權提出的科學發展觀一脈相承，只是慢了早已掌握草原生存之道的蒙古人不知多少年而已．

額侖草場的老場主說得好：草原太薄太虛，怕的東西太多：怕踩，怕啃，怕旱，怕山羊，怕馬群，怕蝗蟲，怕老鼠，怕野兔，怕獺子，怕黃羊，怕農民，怕開墾，怕人多，怕人太貪心，怕草場超載，最怕的是不懂草原的人來管草原．．．．．．這段評論很有先見之明，一語道破了現今困擾中國北方的沙塵暴的由來．

狼學，草原學原是一門高深的學問．人養牲口會被狼偷龔，但要是把狼全滅了，草原也會因此保不住．這其中的關係千絲萬縷．沒有了狼，就遏止不了黃羊對草原的過度踐踏，阻止不了旱獺，野兔和老鼠給草原打洞；而旱獺洞過多，不但因為控制不住它們的生育，讓大量的獺子把草連根吃掉，對草原造成沙漠化，還給草原蚊子提供了安全過冬的地方．要知道草原蚊子能吃牛，牧民和牲畜蚊子比怕狼還要厲害，所以狼是控制破壞的最終源頭．而草原上出現百年不遇的雪災時，牲畜成片死亡，雪化以後，到處是死畜，臭氣沖天，如果死畜不及時埋掉，就很可能爆發瘟疫；可是如果狼群多，狼就會很快把死畜處理乾淨，就不會發生大疫情．

明白這個道理的大有人在．可是在六，七十年代這個”火紅”的年代，任何事情只有毛主席說了算．毛主席說了要發展，要養活內地的億萬人，就要保住牲畜，就要打狼．在這樣的背景下，說出要保護狼的話，可是等於階級路線不清，是犯了政治錯誤的．從那個火紅年代起，內蒙古草原保存了千萬年的一片片天然草原就是這樣毀於一旦，不但牧業毀了，還從此造成禍及北方十省的大面積沙害．

這讓我想起另一個毛主席弄的笑話．建國初期要大高建設，超英趕美，種糧也要太幅度提高產量．麻雀是破壞莊稼的罪魁禍首，所以毛主席向全國農民下達命令，要全面消滅麻雀．於是各家各戶奇謀盡出，打鳥的打鳥，網雀的網雀．麻雀是不見了蹤影，可那年卻嚴重失收了．為什麼呢？因為沒有了麻雀這個天敵，蝗災就一發不可收拾，把農民辛苦種來的糧食一下啃光！

一年的糧食還只是這場人禍的代價．可是草原就不一樣了．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打狼運動，不但給狼群造成無法挽救的傷害，還把草原破壞得面目全非，變成大面積的戈壁，對北方環境帶來嚴重的災難．

只是破壞容易恢復難．胡溫的科學發展觀來的也許有點太遲了．

３E與３P

晚上一位由美國遠道而來的國際關係學教授，Michael Brown，就美國新總統的外交展望作了一場演講．當中提及中國甚至全球未來的挑戰，就以這３E和３P概括．

３E分別為economics, energy, environment. 不用詳述，大家都明白未來中國以至全球的最大挑戰是維繫經濟發展，能源和環境這三大議題．這些都不用政治學家或經濟學家來分析說明．

但較少人關心的則是３P問題，其實都是同人口有關的，分別是population structure（移民政策不當）, ageing population（人口老化）, population gender balance（兩性失衡）.　三個問題都對中國這個人口大國有重大影響．當中移民政策尚未如歐洲般複雜，帶來種族衝突等矛盾．但從今次雪災可以反映出，即使是短期人口流動亦有作出相關緊急應變措施的必要．作為發展中國家，中國正好揭示這個問題的迫切性．

人口老化問題正中國是新興議題，和許多發達國家一樣，中國人正進入少數就業人口養活多數退休人口的階段．最近的鄰居－－日本，已被這個問題困擾多時．但中國所面臨的問題則更嚴重．用Professor Brown的話說，是日本有錢了才變老，中國則是一邊變老一邊閞始有錢．換句話說，日本的底子足以維持一代老人的生計，但中國的前景則不太樂觀．

兩性失衡則是中國和印度等新興國家所面對的特殊問題．因為傳統觀念或社會環境等因素影響，這些國家兩性嚴重失衡．以中國為例，根據聯合國一份報告，二十年後將有大約４千萬中國男性找不到老婆．對於社會學家來說，這就其中一個能引起社會動盪的因素．

不光是３E，如何解決這３P問題，將對中國乃至全世界政府帶來巨大考驗．

評<<狼圖騰>> -- 戰略篇

早就聽說<<狼圖騰>>是近期一本難得的好書，所以很早就買了一本，但一直找不出時間去讀．

禮拜日晚翻來覆去睡不著，順手拿起一本書翻了一翻，正好是這本在床邊鋪了塵的小說．本想翻幾頁困了就睡，誰知一翻就停不下來，一下子耗掉了半晚與周公約會的時間．

看完這本書的頭幾章，我就再也放不下了．不止是對狼群的描述，還有對戰爭戰略的研究，對中華文化的探討，對世界歷史和發展的思考，無一不讓我著迷．光是第一章中對初遇狼的驚險，就讓人窒息，宛如在生與死的邊沿徘徊．想要寫點評論，卻發現千頭萬緒，不知從何落筆．這本書就如草原文化的濃縮辭海，對蒙古的人和事都有那麼精闢的見解，讓我這個自以為去過蒙古，見識過蒙古文化的人自覺慚愧，原來我門外漢都還不是，而是連門都還沒找著．

現在先講講對狼群戰爭描述及其引起的對軍事戰略啟發．以下兩段選自描述狼群對草原黃羊的圍捕：

“突然，狼群開始總攻．最西邊的兩條大狼，在一條白脖白胸狼王的率領下，閃電般地衝向靠近黃羊群的一個突出山包，顯然這是三面包圍線的最後一個缺口．搶佔了這個山包，包圍圈就成形了．

　　這一組狼的突然行動，就像發出三枚全線出擊的信號彈．憋足勁的狼群從草叢中一躍而起，從東，西，北三面向黃羊群猛衝．”

　　“他腦中靈光一亮：那位偉大的文盲軍事家成吉思汗，以及犬戎，匈奴，鮮卑，突厥，蒙古一直到女真族，那麼一大批文盲，半文盲軍事統帥和將領，竟把出過世界兵聖孫子，世界兵典＜＜孫子兵法＞＞的華夏泱泱大國，打得山河破碎，乾坤顛倒，改朝換代．原來他們擁有這麼一大群偉大卓越的軍事教官；擁有這麼優良清晰直觀的實戰軍事觀摩；還擁有與這麼精銳的狼軍隊長期作戰的實踐．陳陣覺得這幾個小時的實戰軍事觀摩，遠比讀幾年孫子和克勞賽維茨更長見識，更震撼自己的性格和靈魂．”

其實何止是他，就算只是通過文字去“觀察”狼群的我，也大為震撼，彷彿親歷其境，比讀孫子和克勞賽維茨更能理解用兵之道，戰略精要．

如果以為這就是狼群最厲害的招數，那就大錯特錯了．第五章出現的對人的報復，是書中另一個高潮．

　　“巴圖擊退了身邊狼群的進攻，再向前面的馬群看去，原先攻擊馬群的大狼已全部集中到馬群的東側前面，牠們似乎感到時間緊迫，同時也感覺到了後面狼群的失利．狼群發出怪風刮電線一樣的嗚嗚嗚嗚震顫嗥叫，充滿了迌命的恐懼和衝動．在狼王的指揮下，狼群發狠了，發瘋了．整個狼群孤注一擲，用蒙古草原狼的最殘忍，最血腥，最不可思議的自殺性攻擊手段，向馬群發起最後的集團總攻．

　　一頭一頭大狼，特別是那些喪子的母狼，瘋狂地緃身躍起，一口咬透馬身側肋後面最薄的肚皮，然後以全身的重量作拽力，以不惜犠牲自己下半個身體作代價，重重地懸掛在馬的側腹上．”

　　“以前的教科書認為，游牧民族卓越的軍事技能來源於打獵──陳陣已在心裏否定了這種說法．更準確的結論應該是：游牧民族的卓越軍事才能，來源於草原民族與草原狼群長期，殘酷和從不間斷的生存戰爭．游牧民族與狼群的戰爭，是劫均力敵的持久戰，持續了幾萬年．在這持久戰爭中，人與狼幾乎實踐了後來軍事學裏面的所有基本原則和信條，例如：知己知彼，兵貴神速，兵不厭詐．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常備不懈，聲東擊西．集中兵力，各個擊破．化整為零，隠避精幹．出其不意，攻其不備．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傷其十指不如斷其一指．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等等．狼雖幾乎遍佈全球，但沒有農業文明地區深溝高壘，大牆古堡的蒙古草原，卻是狼群的主要聚集地，也是人類與狼群長期鬥智鬥勇的主戰場．”

光是這頭六章，就是對孫子和克勞賽維茨這兩位古今中外最著名戰略家的著作最好的註解！

有選擇的問題

開學已經兩個禮拜了， 但是學生的選課問題依然還沒有解決。

現在的學生都習慣在頭兩個禮拜到處走走，各科都聽一聽再作選擇。本來這是好事，了解清楚了才作決定。但是這兩個禮拜給教授們，以至各系都帶來一定的煩惱。像這個學期我帶的一門，開學前有一百七十幾位學生選修，所以安排了十四個小組(tutorial groups)。但在第一個禮拜以後，學生人數銳減至八十幾，不但造成登記參加討論小組的混亂，還讓帶小組的助教們大失預算；更甚者，有的學生登記好了討論小組卻不出席，把第一堂課要做的事拖到第二堂或至第三堂，嚴重打亂了課程安排，還讓助教們疲於奔命，想方設法去聯絡學生。

依我所見，這種有選擇的自由其實是增加了教育成本，還讓學生養成不負責任的習慣，不算是很好的安排。

學術界的陷阱

又要到國內的學術機構與學者交流及做訪問, 希望得到支持, 以及將來有機會合作. 這幾天來, 一直要為研究介紹作準備, 主要是把研究項目整理出一份簡介, 並詳列要求合作的部份及需要的資料.

一直從旁協助的爸爸在聽完我的簡介後, 語重心長地教導我與國內學者打交道的方式, 並特地提醒我, 要注意把自己的題目作有限度公開, 特別需要保障自己. 因為國內學界的道德問題太嚴重, 所有有原創性的題目, 只要一不小心就會被搶先發表, 甚至被抄襲. 就算是爸爸的朋友也不能掉以輕心.

要做好學問也不容易呀!

穩固民主的門檻

正當香港人為爭取民主走上街頭之際, 國際社會的目光都聚焦在一場場變了質選舉. 從菲律賓到台灣, 再到肯亞, 民主並不是只有選舉. 要建主穩固的民主, 需要的不止選票.

政治學裏對穩固民主(consolidated democracy)有一個簡單的定義: 當民主成為城中唯一的遊戲 (the only game in town). 再看看新興民主國家, 這個遊戲在不同程度上還是有被取代的可能.

菲律賓, 十多年來被視為民主運動最大勝利的人民力量, 已從推翻獨裁者的運動變成自命為代表人民利益的軍方干預政治的重要手段, 政變已成家常便飯, 使人懷疑菲國民主到底是否只餘形式. 所以並不是有選舉就能解決所有問題. 貪污問題如是, 民生問題如是, 社會穩定問題亦然.

台灣, 雖說已經歷了一次政權轉手, 但民主是否已成為城中唯一遊戲, 很多政治學者或評論家都持著觀望態度. 其一, 台灣的選舉固然熱鬧, 但其合法性十分成問題; 就算有法院對有問題選舉作裁決, 但裁決是否得社會的廣泛尊重仍很成疑問. 其二, 台式民主的制度設計令總統一人獨大, 一個戀棧權位, 不願下台的總統, 完全可以通過各種行政手段, 甚至宣佈戒嚴來推翻選舉結果, 維持自己的統治. 這種情況並不是天方夜譚, 中南美洲國家以往的內亂及不穩定局勢大都由此而來. 所以三月份的總統選舉對很多政治學者來說, 是對台灣民主能否穩固的重大考驗.

肯亞, 一個典型的東非新興民主國家. 由於反對派不滿選舉結果, 不服現任總統取得連任, 所以發動支持者上街抗爭, 導致連日來的街頭暴力和社會動盪. 當然, 到底是反對派輸打贏要, 不循法律途徑解決問題, 而以公民抗命之名去推翻選舉結果呢, 還是當政者以非法手段, 在選舉中舞弊以達至連任, 至今還未有公論. 但很明顯, 民主並未成為肯亞政治制度的唯一選擇.

所以當今政治學討論最多的不是要不要民主, 而是要怎樣的民主, 怎樣的選舉制度, 怎樣去建主穩固的民主制度. 因為不穩固的民主有時並不比獨裁禍害少!

大學三年

重回母校, 感覺依舊是既熟悉又陌生. 但作為教職員的一份子, 多了對學生成長的關心, 所以特別留意學生在學術以外的發展機會. 畢竟大學教育不應只有學術, 最主要的應是培養全面的人才.

校園各處的牆壁上, 依舊貼滿各種宣傳海報, 但到海內外交流, 做交換生, 在大機構短期見習, 長期實習的機會實在比我們的年代要多得多. 父母總概嘆他們讀大學的年代見識的機會比我們這一代少, 我們對著仍在校的學弟學妹們, 又豈能無同樣的感慨呢? 不過, 出外見識或歷練的機會固然比我在學時為多, 但我仍然質疑, 在原有的三年學制下, 學生得著到底比以前大多少.

回想當年, 大學時代只得三年, 留下頗多的遺憾. 第一年用作適應大學生活, 重新適應香港的學生文化, 以及報獎學金等, 以另一方式結束中學生涯. 第二年適逢九十週年校慶, 參與舉辦大型國際青年峰會, 交了許多朋友, 亦總算做了些有意義的事. 第三年忙著尋找深造機會, 報考外國大學, 亦因而再次忽略了大學生活. 總括來說, 真正能充份享受大學生活, 為自己成長創迼機會, 增加經驗. 如果有多那麼一年, 讓我去法國半年, 體驗當交換生, 再到國際機構做半年義工, 又或到志願機構實習半年...那是無限的可能啊! 如果有多那麼一年, 多一年的機會去擴闊自己的眼界, 可能今天的我會完全不同, 可能會在更廣闊的天地間馳騁.

呵, 想太多了. 還是祝願大學三改四成功, 祝福後進的學弟妹們吧.

八隻老鼠

一月八號有報導指一班由華盛頓飛往北京的航機在降落後, 由清潔的工人發現共八隻老鼠, 有死的, 有活的.

看罷報導, 不由得概嘆, 航空公司在節省營運成本之餘, 居然連基本的清潔措施也馬虎了事, 實在有違專業操守. 但從另一角度看, 事件發生在美國航空公司身上, 中國政府低調處理, 想大事化小. 但如果是發生在中國的航空公司身上, 美國政府又會作出怎樣的反應呢? 此外, 關乎檢疫問題, 中國政府這樣息事寧人又是否恰當呢?

不過呢, 如今美國為戰爭, 為經濟衰退弄得焦頭爛額, 國民的焦點都放在選舉上, 即使中國政府要追究, 美國亦不會有任何反應. 更何況美國的國內傳媒報導太有選擇性, 方向太多偏頗, 自我審查不比香港少. 這種事在美國民間只能引起小小的漣漪, 絶不會導致軒然大波的.

發展與環保

與韶關市的官員見面, 討論到廣東北部山區的發展限制, 以及和珠三角的差別. 開頭是照例吹捧現行政策一翻. 但一輪官腔過後, 回歸實質性問題, 倒是十分坦誠, 對所面對困難並不迴避.

面對珠三角日益注重環保及減排問題, 山區貧困地方的政府本都可以用各種優惠措施吸引工業轉移. 但作為北江的源頭, 韶關不但不能吸納即將搬離珠三角的工業, 而且對新的投資限制更為多. 這就造成了工業的缺乏. 廣東省政府亦明白這些客觀限制, 所以增加了對這些地區的補貼. 但對當地官員而言, 些微的補貼根本如杯水車薪, 起不了什麼大作用. 何況接受補貼之餘, 還要看人臉色. 難怪官員直指這些不應被看成是省政府的施捨, 而是對當地人民犧牲工業化發展的機會所作的補償, 是他們應得的.

當然, 官員亦不諱言, 環保要求只是缺乏發展的其中一個限制, 政府表現亦對投資者決定有很大影響. 在這方面, 北部地區的政府就遠不如珠三角.

看著韶關市灰濛濛的天空, 我不斷思索, 發展的代價, 到底要誰來付? 發展與環保真的有必然衝突嗎?

公民意識 從身邊開始

港大現任的政治系教授, 大部份不是研究公共政治, 就是探討公民社會 (civil society). 令人感概香港的即食文化, 只注重一些熱門問題, 不看全面發展之餘, 更奇怪香港學術界是否真的把公民社會看得如此重, 是否社會的縮影.

的確, 這幾年的公民參與意識與以往大不相同. 尤其在七一大遊行之後, 參與公共事務和表達關注的團體如雨後春筍般成長. 參與的題目更是五花八門, 從環保, 到醫療, 到體藝, 讓對公共參與很感興趣的我對被指為政治冷感的香港人有了新的觀感, 對香港前景感到鼓舞. 但這兩天發生的一些事, 卻暴露了香港的公民社會發展的一些隱憂.

一是港人論政議政的水準低下, 在昨晚的補選擂台中表露無遺. 從候選人, 到現場觀眾, 再到以短片發問的市民, 所問所答, 不但表現到對政局的無知, 對管治的天真, 對民主理解的膚淺, 更缺乏對問題的分析能力和基本的應對技巧. 以短片形式對候選人提出質詢算是新事物, 不習慣並不為過; 但不懂如何就問題重心一針見血地發問, 就明顯是教育的缺失了. 這也難怪, 香港教育, 由始至終, 由幼稚園到大學, 只以填鴨為主, 從不會教導學生如何發問, 甚至可能連大部份為人師表者亦不知如何獨立思考,何謂問對問題. 市民也就算了, 但連在台上互相質詢的, 在經歷過傳媒洗禮後, 也還是慘不忍睹. 即便是前高官, 也無法幸免. 冰封三尺, 非一日之寒. 這真是一個跨越世代的問題.

雪上加霜的是, 原有問題還未解決, 就盲目引入台式選舉的非理性原素, 滿以為是把論壇氣氛推上高潮, 卻只不過令討論粗俗化, 罵街化. 民主的精粹不在於所謂的造勢, 而在於全民理性地參與討論. 最接近真正民主的方式其實是雅典式的直接民主, 亦是近年在學術界極受推崇的議政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 講求公民對議題的全面理解和詳細討論, 著重達至共識的過程. 代議政制本來就是無法實行直接民主之下的折衷辦法, 如果連最基本的理性討論空間也欠奉, 那民主的成份到底還剩下多少呢?

曾幾何時, 港人對台式民主嗤之以鼻, 無非是經常看到議員在議會內大打出手的鏡頭, 其實最值得人瞧不起的是議員水準低下, 缺乏理性. 但時移世易, 自二千年的總統選舉, 台灣變天, 被香港政界學界一致推崇, 每逢台灣一有選舉, 必定組團前往觀摩, 學習. 誰知多年來的觀摩學習, 學到的竟不是民主的精華, 反而是最為人詬病的謆情手法和非理性的口舌之戰. 當真是人棄我取! 幸好香港市民還是香港市民, 再如何不智, 理性還是主流. 從各類"烽煙"節目 (如千禧年代)及網上論壇的回應可見, 大多數觀/聽眾對昨晚的"表演"並不受落. 慶幸台式選舉招數在香港不大有市場. 如有的話, 那真是香港的悲哀了! 可怕的是, 某派議員還對候選人昨晚"勇猛"表現樂此不疲, 似乎以那種不求有理無理, 只講氣勢壓倒人的下三濫競選招數成功引入香港為榮. 這實在是香港民主發展的不幸, 香港人的不幸.

這也難怪, 因為港人不但在"意義重大"的課題上無甚建樹, 在日常生活中處處反映個人質素的低下, 從今早遇到的第二件事可以一窺. 早上的過海巴士上, 坐滿上學的大學生, 不是埋頭聽音樂, 便是打瞌睡. 半路上來一位行動不便的老人家. 坐在車後部的我不由得四處張望, 看前面有沒有好心人給她讓座, 如果沒有的話, 就趕緊招呼她到後面來, 免得在不停搖晃的巴士上摔倒. 不望還好, 一望就頭頂冒煙: 坐在前面兩排幾個人, 幾個視而不見, 兩個轉頭望窗外, 還有一個居然馬上把頭低下, 靠在前面椅背上裝睡! 基本的公民意識啊! 是賴學校沒教? 還是賴社會風氣壞? 這比堂而皇之耍賴的政客還要可怕!

看來, 在研究公民參與之前, 還得從基礎講起. 沒有以公民意識為基石, 如何架設得起穩健的公民社會?

槍械管制與大殺力武器

今天電視重播Michael Moore的Bowling For Columbine，一部以探討美國校園槍擊案及槍械管制的問題。作為一部奪獎無數的記錄片，Michael Moore四出採訪和槍械有關的人物，包括美國槍枝協會主席和軍火商，展示他們偽善的一面。由哥倫拜到維州理工，槍械管制的問題已不止一次被提起，但似乎一輪熱潮之後，問題又被拋諸腦後。

傳統反對槍械管制的人的主要理論有二。一是擁有槍械是由Second Amendment保證的美國公民權利之一；二是發生這類槍擊案的校園，如果人人都有武器，傷亡數字就會降低，因為人人都有保護自己的機會。這兩個理由乍聽之下都好像可以成立，但似細分析就會知道他們都站不住腳。

首先， Bill of Rights真是一成不變的嗎？非也。Bill of Rights 是基於John Locke在其1689著作，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 裏對the protection of property的闡述，其中property指的是 life, liberty, and estate。就內容所言，今天property的意義已與十八世紀時的不同。以estate為例，十八世紀時的property就包括黑奴，甚至作為founding father之一，Bill of Rights的其中一個支持者Thomas Jefferson就擁有眾多黑奴。何況Bill of Rights本身就是Constitution以外的附加文件。

第二，鼓吹人人都應有武器者，就如mutual deterrence的支持者一樣，認為核武器應該全面擴散。他們認為，由於器武殺傷力之大，可以摧毁地球，擁有器武的國家要發動核戰摧毁別國的後果就是自己被摧毁(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所以全世界各國都有核武，各國發動核戰的機會就會大大降低，世界亦會變得更安全。

Mutual Deterrence的理論上在學界被認為太極端，太危險，因為每國的政治制度不同，理論上除民主國家外，任何制度都不可以保證其領導人不走向極端，不負責任地發動核戰。這一理論在美國政界甚為不受歡迎，因為一來這完全可成為各邪惡軸心國及其支持者走向核化的理據，二來可令美國喪失在軍事上的領導地位。

在國際關係，mutual deterrence可成為軍備競賽的終點，因為一旦擁有核武，國家安全就可保障（這是就國與國之間的戰爭而言，並不包括與非政府組織，如阿蓋達）。但一個相對密切的社區裏，人人都擁有武器就能保證安全嗎？絶對不會！人人都有武器，得益的就只有武器製造商；人人都有武器，人與人之間來往的基礎就不是互信，而是互相忌憚，互相猜疑。可以想像的是，在維州理工那樣混亂的情況下，如果人人都以槍來保護自己，可能發生的就不是校園槍擊案，而是校園槍戰了。

另一方面，許多槍械管制反對者也是軍火製造業的既得利益者，亦大多為布殊的鷹派外交政策支持者。布殊對伊開戰的籍口是尋找大殺傷力武器（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WMD），雖然美國才是擁有最多WMD的國家。在槍械管制這個議題上，這類人更顯得人格分裂──槍枝可以人人有，因為人人有，社會才安全；但是WMD就只可以美國有，因為是民主社會，可以對自己行為負責，有資格擁有最先進武器，伊拉克這類流氓國家是不配有的，因為他們有就只會製造恐怖襲擊，影響世界秩序。邏輯的兩面，竟然可以被這班人玩得如此出神入化，難怪美國可以成為當今世上唯一的超級強國！

飯桌上的辯論

與三位朋友在飯桌上討論人民幣升值的影響. 其中兩位是美國人, 而且都是律師, 不但聰明, 而且總是從道德正義的觀點出發, 與一般懷著大美國主義的人很不一樣. 而討論的另一方則是我和一位大陸朋友. 她是國際金融學的博士生, 有很強的經濟學底. 於是討論很明顥地變成中美雙方辯論, 涇渭分明.

美方觀點: 正是因為中國官方強制性地把人民幣價格控制在低於正當水平以下, 人為地降低中國產品的成本, 削弱美國產品的競爭力, 使中國產品壟斷美國市場, 令美國製造業飽受打擊, 造成美國勞工的失業, 導致美中貿易逆差持續高企, 降低了美國人的生活質素.

中方觀點: 第一, 人民幣現在的價格低於正當水平並不是學界的共識, 實際上有經濟學家認為人民幣價值在最近的調整過後已高於正當水平. 除中國以外, 世界各國都通過各種手段來干預貨幣的價格, 各國的中央銀行成立的目的也是保證各個政府對金融及貨幣政策的實施. 第二, 中國產品的成本遠低於美國, 並不一定由於中國政府人為控制, 而是相對性的優勢. 美國產品競爭力底, 很大程度上是自身的因素. 美國國內的製造業成本相當高, 當中以勞動力成本最為昂貴. 要擺脫美國製造業的困境, 就必須要從控制成本開始. 第三, 美國勞動力雖然受到來自發展中國家的威脅, 但美國消費在卻從低價格的中國產品中得益. 第四, 即使人民幣升值, 中國商品價格提高, 美國的對外貿易逆差亦不會有所改善, 因為美國進口商就算不再輸入中國商品, 也不會改為購入價格高昂的美國商品, 而是從其他發展中國家輸入成本更底的貨物. 第五, 中美貿易出現順差, 是因為計算方法所致, 如果加上香港和美國之間的貿易逆差, 中美間的貿易其實離逹致平衡不遠. 第六, 中美間的貿易失衡, 其實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國自己造成的. 因為美國對中國還實施高科技產品出口限制. 除去高科技產品, 美國能對中國出口的產品就只有低增值的農業產品, 即使中國如何進一步開放市場, 美國製造商也不可能得益太多.

美方觀點: 人民幣價格被人為控制在正當水平以下, 導致中國工人的收入不能得到改善, 等同剝削中國工人. 如果人民幣的價格進一步提升, 中國工人即使在工資水平與現時相若, 購買力也等同增加, 等於改善中國勞工的生活質素. 而人為地維持中國工人的低工資水平, 最大得益者不是工人, 也不是美國消費者, 而是Wal-mart一類的大集團, 因為承接訂單的製造商往往被壓價至完全沒有利潤, 但在美國零售市場的利潤則相當驚人. 中國工人變相被大集團壓榨.

中方觀點: 從經濟角度看, 中國工人待遇是否不公, 並不能與美國工人作直接比較, 更不能把工資水平直接從人民幣轉換成美元計算. 在美國人看來, 日薪五美元可能是剝削, 但在中國並不算不能接受. 因為購買力的計算中包含大量不可交易商品, 這些商品的價值是不能在貨幣轉換中表現出來的. 例如在中國剪一個頭髮和在美國剪一個頭髮, 價格差別就很大. 從道德角度看, 過份干預工資水平並不一定能改善中國工人的生活質素, 反而有可能導致投資者離開, 尋找成品更低的貨源, 令國內製造商承受損失, 甚至倒閉, 讓更多工人失業. 像今年農曆新年前位於深圳的迪士尼產品製造商無法負擔改善工人工作環境而倒閉, 導致幾百名工人失業的例子, 到底直接干預是否最有效手段還是值得商確的.

討論晚飯完時還未結束, 有待下次聚會再續.

文章見報

恭喜自己！上月文章已於今天被信報刊登，稿費將作為母親節禮物，請母親大人飲茶。現將文章再次上載。有空要慶祝一下才行！


國際評論P21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梁懿雯2005-05-11

德日對侵略罪行認識的差別及原因
　　一般中國分析家評論德日兩國差別時都強調兩者對戰爭以及其罪行認識的差別。前者尊重歷史，誠心向各受害國道歉及賠償，後者則相反。在分析兩國時，其實大部分人都忽略了兩國之間的兩個根本的不同之處。
　　其一，德國人在二戰中本身亦是受害者，許多人都成為了優生學（Eugenics）的祭品。
納粹暴行禍及國民
　　在二戰前，德國奉行的納粹種族主義，不但視猶太人為低等民族，還把德國國內有缺陷的人一一清洗，甚至強行幫醫學界認為基因有問題的人做絕育手術（Sterilization），所持的理由是基因缺陷影響下一代德國人的優越性。只有擁有優良基因的德國人才有生育的權利（甚至是義務）。由於當時醫學相對落後，研究基因的方法十分不科學，甚至是原始，許多長相有異的人都被誤判為有基因缺陷，以致成為強迫絕育的受害者。有的受害者自小絕育而不自知，直到結婚後一直不能生育才驚覺。華盛頓的二戰大屠殺博物館內就保存了相當多這樣的記錄，以及對受害者的訪問。根據大屠殺博物館的文獻記載，自一九三三年七月十四日德國為優化國民立法開始，至一九三九年優化國民計劃結束，約有四十萬德國人被迫接受絕育手術。而德國有許多「基因有缺陷」的國民亦像猶太人一樣，被送進集中營，甚至是毒氣室。
　　相對來說，日本人民所受的戰爭禍害就少得多。雖然許多日本家庭因有人參軍戰死而痛失親人，亦有許多家庭因美國投下的兩枚原子彈而家破人亡，但比起德國，日本人因戰爭而受害的畢竟是少數。況且，這兩類受害人並不會因此而加深對戰爭的認識，又或對政府引起戰禍有任何深刻的檢討。為天皇戰死，對許多日本人來說是一種光榮，況且戰死的日本人並不比德國人多。根據大英百科全書記錄，德國共約三百五十萬士兵戰死，而平民死亡人數為七十八萬；日本則約一百三十萬士兵戰死，另有六十七萬平民死於二戰，當中約二十萬死於美國的原子彈下。而許多日本人對於由原子彈引起對戰爭的厭惡，充其量只是對美國的反感及對戰敗的屈辱。許多右翼分子至今亦不認為日本戰敗了。而這種反感與屈辱感就成為了爭當「正常國家」的動力。
　　於是，兩國在戰爭中的不同政策導致了兩國人民受害程度的不同，及對戰禍理解的不同，這就成為民族性及美國介入以外的另一個解釋。
　　其二，各國對接受賠款的態度差異，間接導致了德日兩國對戰爭的不同認識。德國對受害國賠償加道歉，得到歐洲各國的接受及尊重。根據大屠殺博物館資料記載，僅是對以色列及歐洲各國猶太人的賠償至今就高達五百五十億美元，著名經濟學家凱因斯亦有著作專門討論德國的巨額賠款對歐洲經濟的影響。
日本從未正式賠償
　　由於中國並沒有接受日本任何賠償（蔣介石所謂的以德報怨），不但令日本減低罪惡感，更在某程度上令右翼分子理直氣壯。不少日本人都認為對華的援助貸款已相當於足夠的賠償。
　　有人指出，日本對中國應作出的賠償就算不足以導致其分裂，亦可以大大拖延其戰後重建，阻止日本的高速發展。這個論點未必成立，因為日本人的創意在發展中也起了主要作用。但免去賠償卻確實令日本減輕了財政上及道德上的負擔。除卻這道德上的負擔，日本有何重新認識、評價歷史的壓力呢？沒付出沉重的代價應是日本政府拒絕深刻檢討的一個重要原因。
　　綜上所述，日本無論是國民還是政府在二戰中所付出的代價都不算沉重，而各國對其罪行的追究又能帶來足夠的壓力。這些都造就了德日兩國的差別。
　　要令日本正視戰爭罪行，亞洲各國就可以做的就只有兩點。首先是全面比較德日兩國的行為差異，以德國的正面例子不斷教育日本。其次，現在只有中國和南韓兩國民眾的反日行為被西方傳媒注意，但往往是不懷好意的報道。所以，所有被日本侵略過的受害國，無論是政府或是民間組織，都應聯合起來向日本施壓，讓國際社會明白對日本的不滿並非只限於中韓兩國的激進分子，亦不予西方傳媒對中韓兩國妖魔化的機會。
　　　　作者為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政治系博士研究生

德與日

一般中國分析家評論德日兩國差別時都強調兩者對戰爭以及其罪行認識的差別。前者尊重歷史，誠心向各受害國道歉及賠償，後者則相反。在分析兩國時，其實大部分人都忽略了兩國的兩個根本的不同之處。

其一，德國人在二戰中本身亦是受害者，許多人都成為了優生學的祭品。在二戰前，德國奉行的納粹/種族主義，不但視猶太人為低等民族，還把德國國內有缺陷的人一一清洗，甚至強行幫醫學界認為基因有問題的人做絶育手術，所持的理由是基因缺陷影響下一代德國人的優越性。只有擁有優良基因的德國人才有生育的權利(甚至是義務)。(諷刺地，這個人口政策在新加坡亦得到相當的支持，只是沒有強迫性的絶育手術而已。)

由於當時醫學相對落後，研究基因的方法十分不科學，甚至是原始，許多長相有異的人都被誤判為有基因缺陷，以致成為強迫絶育的受害者。有的受害者自小絶育而不自知，直到結緍後一直不能生育才驚覺。華盛頓的二戰大屠殺博物館內就保存了相當多這樣的紀錄，以及對受害者的訪問。而德國有許多「基因有缺陷」的國民亦像猶太人一樣，被送進集中營，甚至是毒氣室。

相對來說，日本人民所受的戰爭祸害就少得多。雖然許多日本家庭因有人參軍戰死而痛失親人，亦有許多家庭因美國投下的兩枚原子彈而家破人亡，但比起德國，日本人因戰爭而受害的畢竟是少數。況且，這兩類受害人並不會因此而加深對戰爭的認識，又或對政府引起戰祸有任何深刻的檢討。為天皇戰死，對許多日本人來說是一種光榮；而許多人對於由原子彈引起對戰爭的厭惡，充其量只是對美國的反感及對戰敗的屈辱。許多右翼分子至今亦不認為日本戰敗了。而這種反感與屈辱感就成為了爭當「正常國家」的動力。

於是，兩國在戰爭中的不同政策導致了兩國人民受害程度的不同，及對戰祸的理解不同。這就成為民族性及美國介入以外的另一個解釋。

其二，各國對接受賠款的態度差異，間接導致了德日兩國對戰爭的不同認識。德國對受害國賠償加道歉，得到歐洲各國的接受及尊重。而由於中國並沒有接受日本任何賠償(蔣介石所謂的以德報怨)，不但令日本減低罪惡感，更在某程度上令右翼分子理直氣壯。有人指出，日本對中國應作出的賠償就算不足以導致其分裂，亦可以大大拖延其戰後重建，阻止日本的高速發展。這個論點未必成立，因為日本人的創意在發展中也起了主要的作用。但免去了賠償卻確實令日本減輕了財政上及道德上的負擔。除卻這道德上的負擔，日本有何重新認識、評價歷史的壓力呢？沒付出沉重的代價才是日本政府拒絕深刻檢討的原因。

綜上所述，日本無論是國民還是政府在二戰中所付出的代價都不算沉重，而各國對其罪行的追究又能帶來足夠的壓力。這就造就了日本右翼分子的理直氣壯。

中國政府是反日示威的幕後黑手嗎？

昨天晚上的課主要是討論民主與發展的關係，到後來演變成對中國政府的討伐。最主要的原因是有位同學提出政府合法性(或譯為認受性)的問題。

在西方理論界裏，尤其是美國學者，大都認為獨裁國家由於沒有選民基礎，在開發經濟的過程中只能依靠強勁的經濟增長來維持它的合法性。這類國家因為要壓制國內不同聲音，所以通常會轉移視線，把注意力集中在經濟發展上。但這派學者又認為，這些國家在開放其經濟後必將面臨一個衝擊--由於其合法性太過依賴經濟表現，一旦遇上週期性經濟問題，以往被壓抑的各種聲音就必會爆發，引致政局不穏，甚至導致獨裁政府的倒台。

這個理論自有其歷史背景，但亦在某程度上被推翻。做為理論基礎的東歐各國情況各有不同，我不打算在這裏一一解說。但就理論本身，先不說它的邏輯問題，就應用在中國而言，許多學者對六四之後的中共得以繼續生存，並且繼續其高速的經濟增長，都大表驚訝。於是就引來同一派學者對這個例子的不同詮釋：為繼續轉移國內民眾的視線，獨裁政府就必須找尋新的焦點。

在中國，這個焦點就是民族主義。這一觀點正正被江澤民「加強愛國主義教育」的手段証實。而由於民族主義通常在突發外交爭端中表現最為明顯，所以這類政府通常會利用時局，製造話題，愚弄民眾，通過發動遊行示威等手段，誤導民意取向，以爭取最大的外交利益，與此同時亦逹到轉移視線的目的。但同時，這派學者亦指出，由於民族主義的極端性，用此手段就如玩火自焚，一不小心就會導玫民意轉向，調轉矛頭，把政府當做攻擊、泄憤的對象。就如馬克斯主義裏常用的辨証法所指出，轉移視線以鞏固政權的策略反而會帶來推翻政權的意想不到的效果。

西方/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往往就把這一理論直接套到中國上，然後列舉種種例子，推論中國政府就在玩這個民族主義的遊戲。在他們眼中，從美國「誤炸」大使館到最近的日本竄改教科書，中國政府對遊行示威的通融從根本上違反了中共壓制民間運動的原則，在在顯示中共正是這些反美、反日行為的幕後黑手。有旳學者還斷言，遊行中的過激行為是政府煽動的結果。

於是昨晚這些理論的支持者發表一些完全沒經過驗証的看法，沒有任何証據支持的指控的一幕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上演的。

黃與黑

最近好心安排一個台灣碩士生跟一位美國朋友做語言交換，結果這個小女生嫌人家是黑人，連一面都沒見過就一口回絶了，還指定要美國白人。心裏越想越氣。自己也沒比別人白多少，有什麼資格嫌棄人家的膚色呢？

不過平心靜氣地想一想，這並非只是台灣人的問題。就連香港這個所謂的國際大都會也不能幸免。就是自己的許多親戚也戴著有色眼鏡看待皮膚比我們稍微黑一點的人。而這種歧視的眼光早就在社會上植根，以至於今天還有人為以『阿差』稱呼印巴藉人仕而辯護，認為這個稱謂沿用至今，早已不帶任何貶意了。其實捫心自問，誰不知道這個稱謂的含意？我也絶不相信用這個稱呼的人沒有帶任何感情色彩。更有甚者，讓香港人引以為榮，以優質服務見稱的x泰航空，在亞洲人圈中早已因優待白人聲名掃地。我曾經不止一次聽到亞洲同學投訴遭到這家航空公司的空姐空少怠慢。難道國際化就等於對『白』的追捧嗎？

但是再想深一層，這也絶非香港特有的問題。就算在美國這個自由至上的社會，種族歧視的問題也還是陰魂不散。特別是在中部和南部的『紅色洲份』﹝非共產黨的紅，而是共和黨的紅﹞，白人的優越感還是異常嚴重。

我不是政客，不用因選票而討好異族；我也不是在反歧視圑體工作，不需要用出位、煽情的口號來保住飯碗；我更不是要扮偉大，代表全人類講話什麼的。我只是常在想，除卻一俱臭皮囊，人與人之間到底有什麼分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