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與人情

日本近日發生一宗與香港居港權案十分相似的案例。一對菲律賓藉夫婦於九十年代用假護照非法進入日本，並在期間生下女兒。女兒是十足日本人，因為與其他日本女生一樣，自其出生以來的十三年間從未離開過日本，除日語外亦不懂得其他語言。但零六年，其母被日本警方拘捕，父母為非法移民的身份亦被揭發。由於女兒並未成年，其父母三年來一直以照顧女兒為由爭取居日權，官司一直打至最高法院。但因為日本移民法例十分嚴苛，父母被判敗訴並要即時遞解出境，而女兒亦要在日本和父母之間選擇。

這個案件在日本社會引起很大的分歧。一方面日本愛國主義者多支持嚴厲執法，把非法移民趕走；但另一方面，這對菲律賓夫婦得到日本國內許多人道主義者的支持，認為日本的移民法例過時且違反人權。他們認為小女孩是純綷的日本人，沒有可能適應菲律賓的生活，而選擇留在日本也會有問題，因為沒有父母在身邊會對她的成長帶來相當多的負面影響。他們的代表律師更募集到二萬多同情者的簽名，要求政府通融，對這對父母法外開恩。這個案件除了影響小女孩的將來外，還會影響五百多個同類家庭的命運。

與居港權案一樣，家庭團聚的權利都是焦點。嚮往和追求更好的生活是人之常情，那些為兒女爭取居港權的父母，還有那些偷渡來港生產的父母應該也都懷著讓兒女享受更好待遇。作為一個人，我很同情這些要分居兩地的家庭。但作為一個法治社會的一名公民，我認為政府有義務維持社會公平和秩序，不能因為社會上的壓力而作出例外處理。不讓非法移民取得居留權，政府有合理的考慮，也有合法的權力。一方面，要維持一個公平的法治社會，政府不能帶頭違法；另一方面，讓非法移民取得合法身份，不但會在社會資源的需求和分配上造成預算外的壓力，更要擔心引來其他效仿者，引起新一輪非法移民潮。

在每個資源有限的社會，接收移民帶來的不止是教育，醫療，房屋，和治安等社會問題，還要考慮對社會公平原則的衝擊。在法理外，是否能有人情的存在空間呢？實際來說，我覺得這不能由政府說了算，反而由立法者因應社會反響作主導。如果社會主流有共識，認為有能力接納這些移民，那立法者就應順應民意，改變過時的法例。

但社會普遍來說都並未進化到一切決定要以人道理由為準則，就算歐美各國也在為非法移民問題頭痛，更不要說較為保守的亞洲各國了。所以要即時改變這些移民的命運是不太實際，自由選擇居住地還只是人道主義者和理想主義者一廂情願的想法而已。

中國經濟應避免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

中國經濟應避免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
──為中國經濟政策辯護

過往三十年，中國經濟起飛，有賴出口貿易及高儲蓄率。經濟學家普遍有兩種回應。一方面，偏向凱恩斯學說的經濟學者認為中國經濟在金融海嘯下仍能一支獨秀，在全球一片萎縮的環境下仍有淨增長，正好表明放任自由經濟的不足之處，亦顯示中國模式，即政府主導的經濟政策，更能抵禦全球性金融風暴。而另一方面，自由派經濟學者則認為，此次金融海嘯說明，全球市場已呈現飽和迹像，甚至是凸顯過剩生產能力，導致去杠杆化與庫存清理，導致投資萎縮與多餘生產能力消解；中國式經濟增長不能持久，最終只能靠另一次改革，即走向以消費為主導的民間經濟才能保持長遠發展。

不能不提的是由此引出的後續爭論，即某些學者提出的以「北京共識」取代「華盛頓」共識的論點。「北京共識」還未有清晰定義，但主要偏向凱恩斯學說，所以政府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而「華盛頓共識」則是自由主義學者所信奉的，以美式自由經濟為主軸的全面私有化的政策。根據自由主義學者的思路，目前中國政府以擴大政府支出、擴大基建投資以及擴大信貸投放為主要特點的救市政策，是在錯誤的方向上前進。他們認為這些政策過分著眼於在短期內刺激GDP，而缺乏對中國增長邏輯的深入反省與宏觀層面的大格局決策。它們在短期內或能促成各項經濟指標的暫時穩定，長期而言，它們將加劇生產能力的過剩狀況，在延後到來的調整之中，將使情況更加惡劣。這種論調其實和奉行自由經濟的美國共和黨對奧巴馬救市政策的批評如出一轍。

我不太同意這一點，因為基建投資的性質不光在於短期的增長和提高就業，而在於對全國平均增長的長遠影響。君不見國內貧富兩極化日益嚴重，主要問題不在於東部增長太快，而在於西部增長太慢。基建著重改善全國交通，訊息等各種聯繫，是內陸地區實現快速增長的前提和基礎。要改善內需就必需改變國富民貧的格局，就要由內陸地區人民增收入手。國內高消費一群都是沿海地區的高入一群。沒有高收入何來高消費？難道要中國走美式不負責任消費模式的道路嗎？

另外，中國政府也有相應的刺激內需措施，例如「家電下鄉」，就是要政府支助農民購入家電，是繼取消農業稅後的另一種頗有效的均富手段。有研究證明過度的貧富不均會減低長遠經濟增長的機會，其中一個負面影響就體現在消費經濟上。

沒錯，現在是時候進行第二次改革了，中國的確要改善內需，以改變過份依賴出口的現狀；政府亦應改變主導經濟的角色，轉變為監管者的角色。但中國不能走成為美式過度消費的道路，中國需要的是有序的民間經濟，即在出口和內需間取得平衡，避免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

何謂勇敢

張柏芝公開回應該一年前的事件，及剖白過去一年的心路歷程，的確十分勇敢，十分難得。我相信有許多人都和我一樣，被她的勇敢所感動。

明星能成為青年人的榜樣，目的不就是如此生動的社會教育嗎？說實話，香港演藝界能演能唱的不多，在藝術方面有成就的就更加寥寥可數。在社會影響方面，明星們給我的印像總是成名而後被安排在電視節目上作呆板的募捐。在以身作則方面實在有限，所以給年青人的影響都是在發一朝飛皇騰達的明星夢，十分負面。

到去年發生淫照事件，加上傳媒推波助瀾，事件鬧得沸沸揚揚，受關注程度居然比全年國際大事都要高。當初這些女星們出事時，我並沒有給予她們多大的同情。但因為身在香港，更能切身感受事件對社會，對年輕人帶來的震撼。不過人們關注事件發展，似乎都像在看無線戲集一樣，只留意戲情發展，完全沒有任何深層次的討論，更遑論要以此教育年輕一代了。記憶中，是三月的西藏騷亂事件及其後的海外火炬傳遞亂局才終止了人們對淫照事件的討論，香港社會也白白失去了一個反思和教育的機會。

不過今早看到張柏芝對事件的回應，讓我覺得明星除了宣揚急功近利的短視價值觀外，對推動社會的道德討論還是有其作用的。說白了，張柏芝等女星在這件事上所起的作用，就是告訴年青人，現實社會不像在學校裏，做錯事隨時要承擔非常嚴重的後果，而且不一定會有改過自新的機會。畢竟就算她這麼坦白地公開認錯，能否被大多數人接受而復出還是未知之數。其實，她的私人照片被公開，就已經是對她最大的懲罰，根本不需要傳媒或團體的事後批評。

但這次她接受訪問，似乎給香港社會的討論增加了新內容。她在這件事上站出來認錯，雖然是遲了一年，但也展現了應有的承擔，這是香港許多高官和公眾人物都欠缺的。畢竟認錯是很難的，即使要像張柏芝一樣為個人行為負責，也要經過一年的心理準備才能面對公眾。但她還是站出來了，而且明顯比一眾高官議員還要勇敢。希望這次事件能喚起公眾人物認錯的勇氣，以及社會上敢於承擔的風氣。

香港中小企的代表在哪裏？

香港中小企面臨的困境，在新聞裏很少被提及。少被提及，並不等於沒有問題。相反，中小企在金融海嘯下，面對更大的生存困境，尤其是以接外國訂單為主的貿易公司和生產商。

所謂貨如輪轉，當這些企業接到外國訂單及訂金後，都會先墊資購入原材料，製造好並發貨後，才會收到客戶的餘款。所以通常這些企業的日常運作，都離不開資金流通。信用好的客戶可以即時付清餘款，但這是可遇不可求的，大多數客戶都會想盡辦法拖延。在經濟不景氣或資金一時短缺下，銀行貸款就成為維持中小企繼續運作的最重要資金來源。過往政府提出支持中小企發展的政策，都是以要求銀行放寬信貸或成立基金供中小企申請為主。

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其實這些中小企在金融海嘯前已面對嚴重的資金問題。以接美國訂單為主的貿易公司和生產商早在近幾年已成為受害者。美國客戶的信用其實相當差，一般還款期都比別國客戶長。過去幾年就不斷聽到香港企業因為美國客戶拖延還款甚至走數而結業。以我所知，香港引以為傲的珠寶業，一般美國客戶還款期可長達一年，被走數拖累而導致結業的更是多不勝數。加上美國市場對產品的安全標準一般比歐洲等海外市場模糊，美國公司於是將價錢壓到低得不能再低。有的為了維持競爭力，有的為了養活工人，生產商賠本都要接訂單，但結果只能將貨就價。到有事發生時，最直接受影害的就是生產商本身。接沃爾瑪（Wal- Mart）訂單的生產商就體會最深。而年前自殺身亡的一名玩具業生產商就是最廣為人知的例子。

在金融海嘯下，中小企不單面對訂單減少，客戶拖數和走數等問題，更要面對借貸難引致的危機。銀行業本來對中小企貸款就十分謹慎，受美國市場重創之後，貸款態度就更趨保守。據香港廠商會上季季刋報導，即使香港政府推出中小企信貸保證計劃，為七成貸款擔保的措施後，銀行業對中小企至十二月為止的總貸款額僅為十幾億，因為還有三成的風險要自己承擔。就算是能貸到款，不但息率高得驚人，業者更要用個人物業作為擔保，使有限公司成為歷史名詞。

在這種困難的經營環境下，政府其實可以做得更多。例如提高中小企信貸保障額至九成，甚至百分百。七成保障是沙士期間的舉措，但現在的金融海嘯遠比沙士影響深遠，破壞力根本不可以同日而語。中小企乃一個正常經濟體系的最重要組成部份。以美國為例，中小企為其經濟總量貢獻超過百分之九十，所以奧巴馬在競選時就多翻保證要協助中小企渡過難關。就算港府常常北望的中央政府，也對中小企寄與厚望，常要求銀行給與幫助。反觀香港，政府明顯對中小企重視不足，平時已在協助中小企發展上，缺乏任何長遠政策；到經濟陷入低谷，中小企面臨困境時，更是裹足不前，無法提供有效幫助。

金融海嘯來襲，香港各行各業都受到影響。但受最大影響的不是大企業，因為大企業家有能力影響政府決策，為自己爭取最大保障。受害最深的亦非零售業，因為生活必需的消費是不會因為金融海嘯而停止的。反而困難時刻，港人普遍留港消費，再加上有大陸遊客的支持，業績反而有驚喜。香港是外向型經濟，但作為最重要一部份的中小企卻長期被忽視，任由其自生自滅，在最需要政府支持時，卻在社會上發不出任何聲音。

如中產人士一般，中小企的業者們雖然對經濟貢獻良多，在社會上卻都是沉默的一群。商會作為商業機構般經營，對會員大都不能提供太大的幫助，更加不會如維權律師般為會員提供無償服務。而現有政黨就更不可能為中小企站出來講話，因為為沉默的一群發言永遠不如為基層發聲那樣響亮，那樣義正辭嚴，那樣容易爭取曝光率和選票。傳媒呢？報導基層當然比報導中小企困局容易得多，煽情得多。於是，所以的焦點都集中在生活於水深火熱中的基層，政府也迫不及待大灑金錢，向基層派糖。代表中小企的聲音到底在哪裏？有誰會注意中小企這沉默的一群呢？

要保持香港經濟的長遠發展，就必須保障中小企的生存。但香港社會從上到下，自左而由，都始終欠缺長遠的眼光。

綠貓理論

不管是黑貓還是白貓，不是綠貓就不能捉到老鼠。這是Thomas Friedman在中國發表演講時提出的一個新理論。這個理論對環境庫兹涅茨曲線（Environmental Kuznetz Curve）提出質疑，否定了經濟增長初期會造成環境惡化，但到達一個轉折點後，經濟增長導致的產業升級又會令環境污染狀況改善的樂觀論述。

其實許多研究證實，環境庫兹涅茨曲線即使成立，成熟經濟體系的環境改善都不是必然的，而是因為環保意識和政策轉變使然。經濟發展能帶來科技革新，從而帶來改善環境的技術。但空有科技，也不能保證環境的改善，只有通過國家制定相關的政策和策略，如制定相對嚴格的環境標準和污染物排放標準，增加生態稅等措施，新科技才能被實際應用到環境保護上。只有國家意識到環境惡化對長遠經濟影響，制度並落實相關政策，才能到達環境庫兹涅茨U型曲線的轉折點。至於環境惡化的負面影響，最直接的體現就是在人類健康上；而對經濟的負面影響，就莫過於減低一個國家對人才的吸引力，造成人才流失。

Thomas Friedman一貫提倡綠色能源作為未來可持續經濟發展的最主要動力，尤其是在其新書中提出，美國要在經濟上繼續領先全世界，就必須在綠色能源上有所突破。而綠貓理論是作為可持續發展論述上的一個補充。在成熟的知識型經濟下，除了再生能源外，人才是推動可持續發展的最重要變量。美國能在短短二百多年間躍身成為超級大國，外國人才如愛恩斯坦等，有著最大的功勞。新興經濟體系如中國現在亦正為如何吸引及挽留人才傷腦筋，更不要提正面對嚴重人才流失的眾多已發展國家。

環境作為一個影響長遠經濟發展的新變量，已經正式進入經濟理論的公式裏。香港對綠貓理論影響，應可算是深有體會。香港這個彈丸之地，能成為亞洲金融中心，能吸引各國大企業以其作為亞洲總部和進軍中國的跳板，除了因為特殊的歷史原因，自由寬鬆的市場環境，政府的廉潔和高效能，以及社會的法治精神，更因為對人才有極大吸引力。但過去幾年，空氣質素下降已經成為外商及人才留港的頭號殺手。改善空氣質素已變成香港政府的當務之急。能否養好這隻綠貓，關係著香港本土經濟的長遠發展，而且應能為許多提倡「先污染，後治理」的中國領導起示範作用。

虛偽的一群

最新一份研究指出，平時打死都不肯戒煙的一群美國煙民，接受調查的竟然有三分之一會因為寵物健康的理由，願意嘗試戒煙。

知吸煙不止危害自己健康，還讓身邊的人受二手煙毒害，卻不以為然；但是一聽二手煙對寵物同樣有害，就有三分之一的改變初衷。難道身邊人的健康竟不如寵物？何以有人把動物價值凌駕於人之上呢？是愛護動物組織宣傳卅教育太成功，還是這些人不介意把自己自私偽善的一面表露無遺呢？

其實為動物作犧牲而不顧其他人的死活，是現代人其中一個突出的特徵。動物之所以會被人關懷和保護，很大程度上都是基於人的私慾。珍稀動植物得保護，對很多國際組織來說，是為了保存物種的多樣性，為將來醫治人類疾病保存研究的對像。對某些人道主義者來說，動植物保育只不過是投機和出位的手段，動植物只是「幸運地」成為其爭取曝光率的工具而已。至於把寵物看得比人重的普通人，也是「愛」寵物過了火，而對其他事物視而不見，道德錯置。

當然，我不是反對保育，相反，是保育的一大支持者。作為愛狗之人，對虐待動物之事更是深惡痛絕。但是我相信，把寵物價值凌駕於人之上，這絕對不是健康的心態。這一類人的價值觀是隨著自己的愛惡而改變的，比起認為接受達賴喇嘛教導的藏人地位就高人一等，「虐待」過藏人的四川人受地震之災就是報應的沙朗史東之流，其實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尊重生命本應是普世價值觀。以往我們譴責不尊重動物生命的人，但如今，我們又是否矯枉過正了呢？

Chi-merica

Niall Ferguson spoke on Fareed Zakaria's GPS on CNN today about the sole economy that supports globalization of most of the 21st Century, Chi-merica. The essence of this idea is that, the Chinese and American economies work in a symbiotic way, in that China provides the savings to America, which continues to spend on the Chinese exports. He argues that for the most part of the 21st Century, this symbiotic super-economy works perfectly, and can continue to work in the future, only if China decides to stay open to the world economy. If China decides to withdraw the support of American consumption, and focus on its own resources and domestic market, not only would the American economy have a very difficult time surviving the current economic recession, but globalization would instantly collapse. He suggests that from the historic point of view, China has the record of isolating itself, so another retreat is still possible. In the end, he suggests that China could withdraw at the cost of the continue functioning of world economy, or it could continue to bear the costs of American way of consumption through maintaining a high rate of saving and sacrificing the living standard of its people.

I am dubious about his proposition. On one hand, it seems he compliments China for its status as a "responsible" world power, but also suggests that China, according to record, can be very unpredictable and irresponsible. On the other hand, Ferguson seems to be rather selfish to suggest that living standards of the Chinese people could be sacrificed in order to support the lavish life-style of the Americans. Whether or not China would retreat from the global market is not a question to me, as someone who's familiar with the current political atmosphere in the country. After all, China will pay a huge price for retreating, as great as sending the country into turmoil, that the CCP cannot tolerate.

The question here, to me, is rather the simple dichotomy Ferguson proposes. To me, it's not about one way or the other, but rather the pragmatic approach of keeping the American economy afloat while proactively expanding domestic market. As James Fallows at The Atlantic explained, what kept American economy working now, is not the savings of the Chinese people, but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mandatory 50% savings from export profits, collected by the Central Bank. As long as the state keeps intervening through tight monetary policies, China will have to invest its surplus in the world market, in which American market is still considered the best option.

However, this level of state intervention doesn't prevent its people from improving their living standard by spending. True that the average savings rate in China is the highest in the world, but that's not a healthy or sustainable trend either. It's only when people spend responsibly can the consumer market be developed and sustained. And it is exactly what China has been asking its people to do. In a recent editorial on an official newspaper, the author argues that responsible spending by Chinese consumers should be seen as a "strategic" move to keep China strong. In other words, for China to be a responsible player in the world economy does not mean that China has to continue its export-oriented development path. While China can continue to support American consumers by lending American government money, it should also seek to start building it's domestic consumer market. This is not only a sensible way to survive the world economic downturn, but also a responsible move to improve the national living standard by a responsible leadership. The rights of the Chinese people to enjoy a higher living standard should not be sacrific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