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電視重播Michael Moore的Bowling For Columbine,一部以探討美國校園槍擊案及槍械管制的問題。作為一部奪獎無數的記錄片,Michael Moore四出採訪和槍械有關的人物,包括美國槍枝協會主席和軍火商,展示他們偽善的一面。由哥倫拜到維州理工,槍械管制的問題已不止一次被提起,但似乎一輪熱潮之後,問題又被拋諸腦後。
傳統反對槍械管制的人的主要理論有二。一是擁有槍械是由Second Amendment保證的美國公民權利之一;二是發生這類槍擊案的校園,如果人人都有武器,傷亡數字就會降低,因為人人都有保護自己的機會。這兩個理由乍聽之下都好像可以成立,但似細分析就會知道他們都站不住腳。
首先, Bill of Rights真是一成不變的嗎?非也。Bill of Rights 是基於John Locke在其1689著作,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 裏對the protection of property的闡述,其中property指的是 life, liberty, and estate。就內容所言,今天property的意義已與十八世紀時的不同。以estate為例,十八世紀時的property就包括黑奴,甚至作為founding father之一,Bill of Rights的其中一個支持者Thomas Jefferson就擁有眾多黑奴。何況Bill of Rights本身就是Constitution以外的附加文件。
第二,鼓吹人人都應有武器者,就如mutual deterrence的支持者一樣,認為核武器應該全面擴散。他們認為,由於器武殺傷力之大,可以摧毁地球,擁有器武的國家要發動核戰摧毁別國的後果就是自己被摧毁(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所以全世界各國都有核武,各國發動核戰的機會就會大大降低,世界亦會變得更安全。
Mutual Deterrence的理論上在學界被認為太極端,太危險,因為每國的政治制度不同,理論上除民主國家外,任何制度都不可以保證其領導人不走向極端,不負責任地發動核戰。這一理論在美國政界甚為不受歡迎,因為一來這完全可成為各邪惡軸心國及其支持者走向核化的理據,二來可令美國喪失在軍事上的領導地位。
在國際關係,mutual deterrence可成為軍備競賽的終點,因為一旦擁有核武,國家安全就可保障(這是就國與國之間的戰爭而言,並不包括與非政府組織,如阿蓋達)。但一個相對密切的社區裏,人人都擁有武器就能保證安全嗎?絶對不會!人人都有武器,得益的就只有武器製造商;人人都有武器,人與人之間來往的基礎就不是互信,而是互相忌憚,互相猜疑。可以想像的是,在維州理工那樣混亂的情況下,如果人人都以槍來保護自己,可能發生的就不是校園槍擊案,而是校園槍戰了。
另一方面,許多槍械管制反對者也是軍火製造業的既得利益者,亦大多為布殊的鷹派外交政策支持者。布殊對伊開戰的籍口是尋找大殺傷力武器(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WMD),雖然美國才是擁有最多WMD的國家。在槍械管制這個議題上,這類人更顯得人格分裂──槍枝可以人人有,因為人人有,社會才安全;但是WMD就只可以美國有,因為是民主社會,可以對自己行為負責,有資格擁有最先進武器,伊拉克這類流氓國家是不配有的,因為他們有就只會製造恐怖襲擊,影響世界秩序。邏輯的兩面,竟然可以被這班人玩得如此出神入化,難怪美國可以成為當今世上唯一的超級強國!
星期一, 8月 13, 2007
星期四, 6月 21, 2007
飯桌上的辯論
與三位朋友在飯桌上討論人民幣升值的影響. 其中兩位是美國人, 而且都是律師, 不但聰明, 而且總是從道德正義的觀點出發, 與一般懷著大美國主義的人很不一樣. 而討論的另一方則是我和一位大陸朋友. 她是國際金融學的博士生, 有很強的經濟學底. 於是討論很明顥地變成中美雙方辯論, 涇渭分明.
美方觀點: 正是因為中國官方強制性地把人民幣價格控制在低於正當水平以下, 人為地降低中國產品的成本, 削弱美國產品的競爭力, 使中國產品壟斷美國市場, 令美國製造業飽受打擊, 造成美國勞工的失業, 導致美中貿易逆差持續高企, 降低了美國人的生活質素.
中方觀點: 第一, 人民幣現在的價格低於正當水平並不是學界的共識, 實際上有經濟學家認為人民幣價值在最近的調整過後已高於正當水平. 除中國以外, 世界各國都通過各種手段來干預貨幣的價格, 各國的中央銀行成立的目的也是保證各個政府對金融及貨幣政策的實施. 第二, 中國產品的成本遠低於美國, 並不一定由於中國政府人為控制, 而是相對性的優勢. 美國產品競爭力底, 很大程度上是自身的因素. 美國國內的製造業成本相當高, 當中以勞動力成本最為昂貴. 要擺脫美國製造業的困境, 就必須要從控制成本開始. 第三, 美國勞動力雖然受到來自發展中國家的威脅, 但美國消費在卻從低價格的中國產品中得益. 第四, 即使人民幣升值, 中國商品價格提高, 美國的對外貿易逆差亦不會有所改善, 因為美國進口商就算不再輸入中國商品, 也不會改為購入價格高昂的美國商品, 而是從其他發展中國家輸入成本更底的貨物. 第五, 中美貿易出現順差, 是因為計算方法所致, 如果加上香港和美國之間的貿易逆差, 中美間的貿易其實離逹致平衡不遠. 第六, 中美間的貿易失衡, 其實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國自己造成的. 因為美國對中國還實施高科技產品出口限制. 除去高科技產品, 美國能對中國出口的產品就只有低增值的農業產品, 即使中國如何進一步開放市場, 美國製造商也不可能得益太多.
美方觀點: 人民幣價格被人為控制在正當水平以下, 導致中國工人的收入不能得到改善, 等同剝削中國工人. 如果人民幣的價格進一步提升, 中國工人即使在工資水平與現時相若, 購買力也等同增加, 等於改善中國勞工的生活質素. 而人為地維持中國工人的低工資水平, 最大得益者不是工人, 也不是美國消費者, 而是Wal-mart一類的大集團, 因為承接訂單的製造商往往被壓價至完全沒有利潤, 但在美國零售市場的利潤則相當驚人. 中國工人變相被大集團壓榨.
中方觀點: 從經濟角度看, 中國工人待遇是否不公, 並不能與美國工人作直接比較, 更不能把工資水平直接從人民幣轉換成美元計算. 在美國人看來, 日薪五美元可能是剝削, 但在中國並不算不能接受. 因為購買力的計算中包含大量不可交易商品, 這些商品的價值是不能在貨幣轉換中表現出來的. 例如在中國剪一個頭髮和在美國剪一個頭髮, 價格差別就很大. 從道德角度看, 過份干預工資水平並不一定能改善中國工人的生活質素, 反而有可能導致投資者離開, 尋找成品更低的貨源, 令國內製造商承受損失, 甚至倒閉, 讓更多工人失業. 像今年農曆新年前位於深圳的迪士尼產品製造商無法負擔改善工人工作環境而倒閉, 導致幾百名工人失業的例子, 到底直接干預是否最有效手段還是值得商確的.
討論晚飯完時還未結束, 有待下次聚會再續.
美方觀點: 正是因為中國官方強制性地把人民幣價格控制在低於正當水平以下, 人為地降低中國產品的成本, 削弱美國產品的競爭力, 使中國產品壟斷美國市場, 令美國製造業飽受打擊, 造成美國勞工的失業, 導致美中貿易逆差持續高企, 降低了美國人的生活質素.
中方觀點: 第一, 人民幣現在的價格低於正當水平並不是學界的共識, 實際上有經濟學家認為人民幣價值在最近的調整過後已高於正當水平. 除中國以外, 世界各國都通過各種手段來干預貨幣的價格, 各國的中央銀行成立的目的也是保證各個政府對金融及貨幣政策的實施. 第二, 中國產品的成本遠低於美國, 並不一定由於中國政府人為控制, 而是相對性的優勢. 美國產品競爭力底, 很大程度上是自身的因素. 美國國內的製造業成本相當高, 當中以勞動力成本最為昂貴. 要擺脫美國製造業的困境, 就必須要從控制成本開始. 第三, 美國勞動力雖然受到來自發展中國家的威脅, 但美國消費在卻從低價格的中國產品中得益. 第四, 即使人民幣升值, 中國商品價格提高, 美國的對外貿易逆差亦不會有所改善, 因為美國進口商就算不再輸入中國商品, 也不會改為購入價格高昂的美國商品, 而是從其他發展中國家輸入成本更底的貨物. 第五, 中美貿易出現順差, 是因為計算方法所致, 如果加上香港和美國之間的貿易逆差, 中美間的貿易其實離逹致平衡不遠. 第六, 中美間的貿易失衡, 其實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國自己造成的. 因為美國對中國還實施高科技產品出口限制. 除去高科技產品, 美國能對中國出口的產品就只有低增值的農業產品, 即使中國如何進一步開放市場, 美國製造商也不可能得益太多.
美方觀點: 人民幣價格被人為控制在正當水平以下, 導致中國工人的收入不能得到改善, 等同剝削中國工人. 如果人民幣的價格進一步提升, 中國工人即使在工資水平與現時相若, 購買力也等同增加, 等於改善中國勞工的生活質素. 而人為地維持中國工人的低工資水平, 最大得益者不是工人, 也不是美國消費者, 而是Wal-mart一類的大集團, 因為承接訂單的製造商往往被壓價至完全沒有利潤, 但在美國零售市場的利潤則相當驚人. 中國工人變相被大集團壓榨.
中方觀點: 從經濟角度看, 中國工人待遇是否不公, 並不能與美國工人作直接比較, 更不能把工資水平直接從人民幣轉換成美元計算. 在美國人看來, 日薪五美元可能是剝削, 但在中國並不算不能接受. 因為購買力的計算中包含大量不可交易商品, 這些商品的價值是不能在貨幣轉換中表現出來的. 例如在中國剪一個頭髮和在美國剪一個頭髮, 價格差別就很大. 從道德角度看, 過份干預工資水平並不一定能改善中國工人的生活質素, 反而有可能導致投資者離開, 尋找成品更低的貨源, 令國內製造商承受損失, 甚至倒閉, 讓更多工人失業. 像今年農曆新年前位於深圳的迪士尼產品製造商無法負擔改善工人工作環境而倒閉, 導致幾百名工人失業的例子, 到底直接干預是否最有效手段還是值得商確的.
討論晚飯完時還未結束, 有待下次聚會再續.
星期三, 5月 11, 2005
文章見報
恭喜自己!上月文章已於今天被信報刊登,稿費將作為母親節禮物,請母親大人飲茶。現將文章再次上載。有空要慶祝一下才行!
國際評論P21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梁懿雯2005-05-11
德日對侵略罪行認識的差別及原因
一般中國分析家評論德日兩國差別時都強調兩者對戰爭以及其罪行認識的差別。前者尊重歷史,誠心向各受害國道歉及賠償,後者則相反。在分析兩國時,其實大部分人都忽略了兩國之間的兩個根本的不同之處。
其一,德國人在二戰中本身亦是受害者,許多人都成為了優生學(Eugenics)的祭品。
納粹暴行禍及國民
在二戰前,德國奉行的納粹種族主義,不但視猶太人為低等民族,還把德國國內有缺陷的人一一清洗,甚至強行幫醫學界認為基因有問題的人做絕育手術(Sterilization),所持的理由是基因缺陷影響下一代德國人的優越性。只有擁有優良基因的德國人才有生育的權利(甚至是義務)。由於當時醫學相對落後,研究基因的方法十分不科學,甚至是原始,許多長相有異的人都被誤判為有基因缺陷,以致成為強迫絕育的受害者。有的受害者自小絕育而不自知,直到結婚後一直不能生育才驚覺。華盛頓的二戰大屠殺博物館內就保存了相當多這樣的記錄,以及對受害者的訪問。根據大屠殺博物館的文獻記載,自一九三三年七月十四日德國為優化國民立法開始,至一九三九年優化國民計劃結束,約有四十萬德國人被迫接受絕育手術。而德國有許多「基因有缺陷」的國民亦像猶太人一樣,被送進集中營,甚至是毒氣室。
相對來說,日本人民所受的戰爭禍害就少得多。雖然許多日本家庭因有人參軍戰死而痛失親人,亦有許多家庭因美國投下的兩枚原子彈而家破人亡,但比起德國,日本人因戰爭而受害的畢竟是少數。況且,這兩類受害人並不會因此而加深對戰爭的認識,又或對政府引起戰禍有任何深刻的檢討。為天皇戰死,對許多日本人來說是一種光榮,況且戰死的日本人並不比德國人多。根據大英百科全書記錄,德國共約三百五十萬士兵戰死,而平民死亡人數為七十八萬;日本則約一百三十萬士兵戰死,另有六十七萬平民死於二戰,當中約二十萬死於美國的原子彈下。而許多日本人對於由原子彈引起對戰爭的厭惡,充其量只是對美國的反感及對戰敗的屈辱。許多右翼分子至今亦不認為日本戰敗了。而這種反感與屈辱感就成為了爭當「正常國家」的動力。
於是,兩國在戰爭中的不同政策導致了兩國人民受害程度的不同,及對戰禍理解的不同,這就成為民族性及美國介入以外的另一個解釋。
其二,各國對接受賠款的態度差異,間接導致了德日兩國對戰爭的不同認識。德國對受害國賠償加道歉,得到歐洲各國的接受及尊重。根據大屠殺博物館資料記載,僅是對以色列及歐洲各國猶太人的賠償至今就高達五百五十億美元,著名經濟學家凱因斯亦有著作專門討論德國的巨額賠款對歐洲經濟的影響。
日本從未正式賠償
由於中國並沒有接受日本任何賠償(蔣介石所謂的以德報怨),不但令日本減低罪惡感,更在某程度上令右翼分子理直氣壯。不少日本人都認為對華的援助貸款已相當於足夠的賠償。
有人指出,日本對中國應作出的賠償就算不足以導致其分裂,亦可以大大拖延其戰後重建,阻止日本的高速發展。這個論點未必成立,因為日本人的創意在發展中也起了主要作用。但免去賠償卻確實令日本減輕了財政上及道德上的負擔。除卻這道德上的負擔,日本有何重新認識、評價歷史的壓力呢?沒付出沉重的代價應是日本政府拒絕深刻檢討的一個重要原因。
綜上所述,日本無論是國民還是政府在二戰中所付出的代價都不算沉重,而各國對其罪行的追究又能帶來足夠的壓力。這些都造就了德日兩國的差別。
要令日本正視戰爭罪行,亞洲各國就可以做的就只有兩點。首先是全面比較德日兩國的行為差異,以德國的正面例子不斷教育日本。其次,現在只有中國和南韓兩國民眾的反日行為被西方傳媒注意,但往往是不懷好意的報道。所以,所有被日本侵略過的受害國,無論是政府或是民間組織,都應聯合起來向日本施壓,讓國際社會明白對日本的不滿並非只限於中韓兩國的激進分子,亦不予西方傳媒對中韓兩國妖魔化的機會。
作者為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政治系博士研究生
國際評論P21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梁懿雯2005-05-11
德日對侵略罪行認識的差別及原因
一般中國分析家評論德日兩國差別時都強調兩者對戰爭以及其罪行認識的差別。前者尊重歷史,誠心向各受害國道歉及賠償,後者則相反。在分析兩國時,其實大部分人都忽略了兩國之間的兩個根本的不同之處。
其一,德國人在二戰中本身亦是受害者,許多人都成為了優生學(Eugenics)的祭品。
納粹暴行禍及國民
在二戰前,德國奉行的納粹種族主義,不但視猶太人為低等民族,還把德國國內有缺陷的人一一清洗,甚至強行幫醫學界認為基因有問題的人做絕育手術(Sterilization),所持的理由是基因缺陷影響下一代德國人的優越性。只有擁有優良基因的德國人才有生育的權利(甚至是義務)。由於當時醫學相對落後,研究基因的方法十分不科學,甚至是原始,許多長相有異的人都被誤判為有基因缺陷,以致成為強迫絕育的受害者。有的受害者自小絕育而不自知,直到結婚後一直不能生育才驚覺。華盛頓的二戰大屠殺博物館內就保存了相當多這樣的記錄,以及對受害者的訪問。根據大屠殺博物館的文獻記載,自一九三三年七月十四日德國為優化國民立法開始,至一九三九年優化國民計劃結束,約有四十萬德國人被迫接受絕育手術。而德國有許多「基因有缺陷」的國民亦像猶太人一樣,被送進集中營,甚至是毒氣室。
相對來說,日本人民所受的戰爭禍害就少得多。雖然許多日本家庭因有人參軍戰死而痛失親人,亦有許多家庭因美國投下的兩枚原子彈而家破人亡,但比起德國,日本人因戰爭而受害的畢竟是少數。況且,這兩類受害人並不會因此而加深對戰爭的認識,又或對政府引起戰禍有任何深刻的檢討。為天皇戰死,對許多日本人來說是一種光榮,況且戰死的日本人並不比德國人多。根據大英百科全書記錄,德國共約三百五十萬士兵戰死,而平民死亡人數為七十八萬;日本則約一百三十萬士兵戰死,另有六十七萬平民死於二戰,當中約二十萬死於美國的原子彈下。而許多日本人對於由原子彈引起對戰爭的厭惡,充其量只是對美國的反感及對戰敗的屈辱。許多右翼分子至今亦不認為日本戰敗了。而這種反感與屈辱感就成為了爭當「正常國家」的動力。
於是,兩國在戰爭中的不同政策導致了兩國人民受害程度的不同,及對戰禍理解的不同,這就成為民族性及美國介入以外的另一個解釋。
其二,各國對接受賠款的態度差異,間接導致了德日兩國對戰爭的不同認識。德國對受害國賠償加道歉,得到歐洲各國的接受及尊重。根據大屠殺博物館資料記載,僅是對以色列及歐洲各國猶太人的賠償至今就高達五百五十億美元,著名經濟學家凱因斯亦有著作專門討論德國的巨額賠款對歐洲經濟的影響。
日本從未正式賠償
由於中國並沒有接受日本任何賠償(蔣介石所謂的以德報怨),不但令日本減低罪惡感,更在某程度上令右翼分子理直氣壯。不少日本人都認為對華的援助貸款已相當於足夠的賠償。
有人指出,日本對中國應作出的賠償就算不足以導致其分裂,亦可以大大拖延其戰後重建,阻止日本的高速發展。這個論點未必成立,因為日本人的創意在發展中也起了主要作用。但免去賠償卻確實令日本減輕了財政上及道德上的負擔。除卻這道德上的負擔,日本有何重新認識、評價歷史的壓力呢?沒付出沉重的代價應是日本政府拒絕深刻檢討的一個重要原因。
綜上所述,日本無論是國民還是政府在二戰中所付出的代價都不算沉重,而各國對其罪行的追究又能帶來足夠的壓力。這些都造就了德日兩國的差別。
要令日本正視戰爭罪行,亞洲各國就可以做的就只有兩點。首先是全面比較德日兩國的行為差異,以德國的正面例子不斷教育日本。其次,現在只有中國和南韓兩國民眾的反日行為被西方傳媒注意,但往往是不懷好意的報道。所以,所有被日本侵略過的受害國,無論是政府或是民間組織,都應聯合起來向日本施壓,讓國際社會明白對日本的不滿並非只限於中韓兩國的激進分子,亦不予西方傳媒對中韓兩國妖魔化的機會。
作者為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政治系博士研究生
星期日, 4月 17, 2005
德與日
一般中國分析家評論德日兩國差別時都強調兩者對戰爭以及其罪行認識的差別。前者尊重歷史,誠心向各受害國道歉及賠償,後者則相反。在分析兩國時,其實大部分人都忽略了兩國的兩個根本的不同之處。
其一,德國人在二戰中本身亦是受害者,許多人都成為了優生學的祭品。在二戰前,德國奉行的納粹/種族主義,不但視猶太人為低等民族,還把德國國內有缺陷的人一一清洗,甚至強行幫醫學界認為基因有問題的人做絶育手術,所持的理由是基因缺陷影響下一代德國人的優越性。只有擁有優良基因的德國人才有生育的權利(甚至是義務)。(諷刺地,這個人口政策在新加坡亦得到相當的支持,只是沒有強迫性的絶育手術而已。)
由於當時醫學相對落後,研究基因的方法十分不科學,甚至是原始,許多長相有異的人都被誤判為有基因缺陷,以致成為強迫絶育的受害者。有的受害者自小絶育而不自知,直到結緍後一直不能生育才驚覺。華盛頓的二戰大屠殺博物館內就保存了相當多這樣的紀錄,以及對受害者的訪問。而德國有許多「基因有缺陷」的國民亦像猶太人一樣,被送進集中營,甚至是毒氣室。
相對來說,日本人民所受的戰爭祸害就少得多。雖然許多日本家庭因有人參軍戰死而痛失親人,亦有許多家庭因美國投下的兩枚原子彈而家破人亡,但比起德國,日本人因戰爭而受害的畢竟是少數。況且,這兩類受害人並不會因此而加深對戰爭的認識,又或對政府引起戰祸有任何深刻的檢討。為天皇戰死,對許多日本人來說是一種光榮;而許多人對於由原子彈引起對戰爭的厭惡,充其量只是對美國的反感及對戰敗的屈辱。許多右翼分子至今亦不認為日本戰敗了。而這種反感與屈辱感就成為了爭當「正常國家」的動力。
於是,兩國在戰爭中的不同政策導致了兩國人民受害程度的不同,及對戰祸的理解不同。這就成為民族性及美國介入以外的另一個解釋。
其二,各國對接受賠款的態度差異,間接導致了德日兩國對戰爭的不同認識。德國對受害國賠償加道歉,得到歐洲各國的接受及尊重。而由於中國並沒有接受日本任何賠償(蔣介石所謂的以德報怨),不但令日本減低罪惡感,更在某程度上令右翼分子理直氣壯。有人指出,日本對中國應作出的賠償就算不足以導致其分裂,亦可以大大拖延其戰後重建,阻止日本的高速發展。這個論點未必成立,因為日本人的創意在發展中也起了主要的作用。但免去了賠償卻確實令日本減輕了財政上及道德上的負擔。除卻這道德上的負擔,日本有何重新認識、評價歷史的壓力呢?沒付出沉重的代價才是日本政府拒絕深刻檢討的原因。
綜上所述,日本無論是國民還是政府在二戰中所付出的代價都不算沉重,而各國對其罪行的追究又能帶來足夠的壓力。這就造就了日本右翼分子的理直氣壯。
其一,德國人在二戰中本身亦是受害者,許多人都成為了優生學的祭品。在二戰前,德國奉行的納粹/種族主義,不但視猶太人為低等民族,還把德國國內有缺陷的人一一清洗,甚至強行幫醫學界認為基因有問題的人做絶育手術,所持的理由是基因缺陷影響下一代德國人的優越性。只有擁有優良基因的德國人才有生育的權利(甚至是義務)。(諷刺地,這個人口政策在新加坡亦得到相當的支持,只是沒有強迫性的絶育手術而已。)
由於當時醫學相對落後,研究基因的方法十分不科學,甚至是原始,許多長相有異的人都被誤判為有基因缺陷,以致成為強迫絶育的受害者。有的受害者自小絶育而不自知,直到結緍後一直不能生育才驚覺。華盛頓的二戰大屠殺博物館內就保存了相當多這樣的紀錄,以及對受害者的訪問。而德國有許多「基因有缺陷」的國民亦像猶太人一樣,被送進集中營,甚至是毒氣室。
相對來說,日本人民所受的戰爭祸害就少得多。雖然許多日本家庭因有人參軍戰死而痛失親人,亦有許多家庭因美國投下的兩枚原子彈而家破人亡,但比起德國,日本人因戰爭而受害的畢竟是少數。況且,這兩類受害人並不會因此而加深對戰爭的認識,又或對政府引起戰祸有任何深刻的檢討。為天皇戰死,對許多日本人來說是一種光榮;而許多人對於由原子彈引起對戰爭的厭惡,充其量只是對美國的反感及對戰敗的屈辱。許多右翼分子至今亦不認為日本戰敗了。而這種反感與屈辱感就成為了爭當「正常國家」的動力。
於是,兩國在戰爭中的不同政策導致了兩國人民受害程度的不同,及對戰祸的理解不同。這就成為民族性及美國介入以外的另一個解釋。
其二,各國對接受賠款的態度差異,間接導致了德日兩國對戰爭的不同認識。德國對受害國賠償加道歉,得到歐洲各國的接受及尊重。而由於中國並沒有接受日本任何賠償(蔣介石所謂的以德報怨),不但令日本減低罪惡感,更在某程度上令右翼分子理直氣壯。有人指出,日本對中國應作出的賠償就算不足以導致其分裂,亦可以大大拖延其戰後重建,阻止日本的高速發展。這個論點未必成立,因為日本人的創意在發展中也起了主要的作用。但免去了賠償卻確實令日本減輕了財政上及道德上的負擔。除卻這道德上的負擔,日本有何重新認識、評價歷史的壓力呢?沒付出沉重的代價才是日本政府拒絕深刻檢討的原因。
綜上所述,日本無論是國民還是政府在二戰中所付出的代價都不算沉重,而各國對其罪行的追究又能帶來足夠的壓力。這就造就了日本右翼分子的理直氣壯。
星期四, 4月 14, 2005
中國政府是反日示威的幕後黑手嗎?
昨天晚上的課主要是討論民主與發展的關係,到後來演變成對中國政府的討伐。最主要的原因是有位同學提出政府合法性(或譯為認受性)的問題。
在西方理論界裏,尤其是美國學者,大都認為獨裁國家由於沒有選民基礎,在開發經濟的過程中只能依靠強勁的經濟增長來維持它的合法性。這類國家因為要壓制國內不同聲音,所以通常會轉移視線,把注意力集中在經濟發展上。但這派學者又認為,這些國家在開放其經濟後必將面臨一個衝擊--由於其合法性太過依賴經濟表現,一旦遇上週期性經濟問題,以往被壓抑的各種聲音就必會爆發,引致政局不穏,甚至導致獨裁政府的倒台。
這個理論自有其歷史背景,但亦在某程度上被推翻。做為理論基礎的東歐各國情況各有不同,我不打算在這裏一一解說。但就理論本身,先不說它的邏輯問題,就應用在中國而言,許多學者對六四之後的中共得以繼續生存,並且繼續其高速的經濟增長,都大表驚訝。於是就引來同一派學者對這個例子的不同詮釋:為繼續轉移國內民眾的視線,獨裁政府就必須找尋新的焦點。
在中國,這個焦點就是民族主義。這一觀點正正被江澤民「加強愛國主義教育」的手段証實。而由於民族主義通常在突發外交爭端中表現最為明顯,所以這類政府通常會利用時局,製造話題,愚弄民眾,通過發動遊行示威等手段,誤導民意取向,以爭取最大的外交利益,與此同時亦逹到轉移視線的目的。但同時,這派學者亦指出,由於民族主義的極端性,用此手段就如玩火自焚,一不小心就會導玫民意轉向,調轉矛頭,把政府當做攻擊、泄憤的對象。就如馬克斯主義裏常用的辨証法所指出,轉移視線以鞏固政權的策略反而會帶來推翻政權的意想不到的效果。
西方/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往往就把這一理論直接套到中國上,然後列舉種種例子,推論中國政府就在玩這個民族主義的遊戲。在他們眼中,從美國「誤炸」大使館到最近的日本竄改教科書,中國政府對遊行示威的通融從根本上違反了中共壓制民間運動的原則,在在顯示中共正是這些反美、反日行為的幕後黑手。有旳學者還斷言,遊行中的過激行為是政府煽動的結果。
於是昨晚這些理論的支持者發表一些完全沒經過驗証的看法,沒有任何証據支持的指控的一幕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上演的。
在西方理論界裏,尤其是美國學者,大都認為獨裁國家由於沒有選民基礎,在開發經濟的過程中只能依靠強勁的經濟增長來維持它的合法性。這類國家因為要壓制國內不同聲音,所以通常會轉移視線,把注意力集中在經濟發展上。但這派學者又認為,這些國家在開放其經濟後必將面臨一個衝擊--由於其合法性太過依賴經濟表現,一旦遇上週期性經濟問題,以往被壓抑的各種聲音就必會爆發,引致政局不穏,甚至導致獨裁政府的倒台。
這個理論自有其歷史背景,但亦在某程度上被推翻。做為理論基礎的東歐各國情況各有不同,我不打算在這裏一一解說。但就理論本身,先不說它的邏輯問題,就應用在中國而言,許多學者對六四之後的中共得以繼續生存,並且繼續其高速的經濟增長,都大表驚訝。於是就引來同一派學者對這個例子的不同詮釋:為繼續轉移國內民眾的視線,獨裁政府就必須找尋新的焦點。
在中國,這個焦點就是民族主義。這一觀點正正被江澤民「加強愛國主義教育」的手段証實。而由於民族主義通常在突發外交爭端中表現最為明顯,所以這類政府通常會利用時局,製造話題,愚弄民眾,通過發動遊行示威等手段,誤導民意取向,以爭取最大的外交利益,與此同時亦逹到轉移視線的目的。但同時,這派學者亦指出,由於民族主義的極端性,用此手段就如玩火自焚,一不小心就會導玫民意轉向,調轉矛頭,把政府當做攻擊、泄憤的對象。就如馬克斯主義裏常用的辨証法所指出,轉移視線以鞏固政權的策略反而會帶來推翻政權的意想不到的效果。
西方/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往往就把這一理論直接套到中國上,然後列舉種種例子,推論中國政府就在玩這個民族主義的遊戲。在他們眼中,從美國「誤炸」大使館到最近的日本竄改教科書,中國政府對遊行示威的通融從根本上違反了中共壓制民間運動的原則,在在顯示中共正是這些反美、反日行為的幕後黑手。有旳學者還斷言,遊行中的過激行為是政府煽動的結果。
於是昨晚這些理論的支持者發表一些完全沒經過驗証的看法,沒有任何証據支持的指控的一幕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上演的。
星期三, 3月 16, 2005
黃與黑
最近好心安排一個台灣碩士生跟一位美國朋友做語言交換,結果這個小女生嫌人家是黑人,連一面都沒見過就一口回絶了,還指定要美國白人。心裏越想越氣。自己也沒比別人白多少,有什麼資格嫌棄人家的膚色呢?
不過平心靜氣地想一想,這並非只是台灣人的問題。就連香港這個所謂的國際大都會也不能幸免。就是自己的許多親戚也戴著有色眼鏡看待皮膚比我們稍微黑一點的人。而這種歧視的眼光早就在社會上植根,以至於今天還有人為以『阿差』稱呼印巴藉人仕而辯護,認為這個稱謂沿用至今,早已不帶任何貶意了。其實捫心自問,誰不知道這個稱謂的含意?我也絶不相信用這個稱呼的人沒有帶任何感情色彩。更有甚者,讓香港人引以為榮,以優質服務見稱的x泰航空,在亞洲人圈中早已因優待白人聲名掃地。我曾經不止一次聽到亞洲同學投訴遭到這家航空公司的空姐空少怠慢。難道國際化就等於對『白』的追捧嗎?
但是再想深一層,這也絶非香港特有的問題。就算在美國這個自由至上的社會,種族歧視的問題也還是陰魂不散。特別是在中部和南部的『紅色洲份』﹝非共產黨的紅,而是共和黨的紅﹞,白人的優越感還是異常嚴重。
我不是政客,不用因選票而討好異族;我也不是在反歧視圑體工作,不需要用出位、煽情的口號來保住飯碗;我更不是要扮偉大,代表全人類講話什麼的。我只是常在想,除卻一俱臭皮囊,人與人之間到底有什麼分別。
不過平心靜氣地想一想,這並非只是台灣人的問題。就連香港這個所謂的國際大都會也不能幸免。就是自己的許多親戚也戴著有色眼鏡看待皮膚比我們稍微黑一點的人。而這種歧視的眼光早就在社會上植根,以至於今天還有人為以『阿差』稱呼印巴藉人仕而辯護,認為這個稱謂沿用至今,早已不帶任何貶意了。其實捫心自問,誰不知道這個稱謂的含意?我也絶不相信用這個稱呼的人沒有帶任何感情色彩。更有甚者,讓香港人引以為榮,以優質服務見稱的x泰航空,在亞洲人圈中早已因優待白人聲名掃地。我曾經不止一次聽到亞洲同學投訴遭到這家航空公司的空姐空少怠慢。難道國際化就等於對『白』的追捧嗎?
但是再想深一層,這也絶非香港特有的問題。就算在美國這個自由至上的社會,種族歧視的問題也還是陰魂不散。特別是在中部和南部的『紅色洲份』﹝非共產黨的紅,而是共和黨的紅﹞,白人的優越感還是異常嚴重。
我不是政客,不用因選票而討好異族;我也不是在反歧視圑體工作,不需要用出位、煽情的口號來保住飯碗;我更不是要扮偉大,代表全人類講話什麼的。我只是常在想,除卻一俱臭皮囊,人與人之間到底有什麼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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