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多數專家和學者對香港定位都有相當大的共識。未來五年，香港要在金融服務業方面繼續發展，並幫助國內，尤其是大珠地區發展世界級服務業和推動產業提升。
（未完）
星期一, 12月 13, 2010
星期三, 5月 05, 2010
寫在｢五四運動｣九十一周年之際
｢五四｣原本為愛國運動，由學生帶領走上街頭，抗議戰敗的德國不把山東歸還中國，反而把山東的權益轉交日本，及後中國政府在巴黎和會上的外交失敗引起中國知識份子和青年學生的反思，並發起一場新文化運動。這場新文化運動受到西方思潮的影響，高舉民主、科學、人權和自由等大旗，希望從根本改變中國思想、文化、政治上的落後。
五四運動最為人所熟悉的核心價值在於對｢德先生｣（民主，Democracy）與｢賽先生｣（科學，Science）的追尋，及對中國強國之路的探尋。甚至到今天，無論是海峽兩岸，還是海內外華人圈子，都未曾停止對｢德先生｣和｢賽先生｣的努力和渴求。時至今日，可以說中國還未達到｢五四運動｣最終的強國目標，尤其是在民主和科學兩方面，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雖然這兩個目標還未達，但並不阻礙我們對長遠的發展方向和普世價值觀的討論。以我個人理解，｢德先生｣和｢賽先生｣不過是社會發展階段性的工具，最終的長遠目標和真正的普世價值觀應該是｢費小姐｣（自由，Freedom）。
如果細看人類發展的過程，就會發現社會一直圍繞著競爭和妥協發展。科技進步一直在提高資源的有效運用，為解決競爭而服務；而政府從無到有，從簡單到複雜，都不外乎一種妥協的機制。科技發展由古代中國的四大發明走向現代的互聯網；而政制發展就表現在政治制度的進步上，如人類社會由氏族走到封建，到以中央集權為基礎的皇權統治，再到現代的民主制度。由此可見，｢德先生｣作為現代規範妥協的工具，為大多數發達國家所採用；而｢賽先生｣則是推動社會發展的催化劑。要追求到｢費小姐｣這個人類理想中的最高發展目標，就必需擺脫物質缺乏所帶來的制梏以及妥協所帶來的高遠物質的、精神上的限制，即是要得到經濟發展所帶來的物質自由和政治發展最終帶來的非物質自由。按照這個發展目標，物質自由與精神自由都是不可或缺的。但問題的關鍵在於，是要先達到物質自由，還是以精神自由為先？這個問題亦是當今世界的焦點，更引發了不同學派在幾方面理論的爭論。
首先，經濟發展與民主政治發展，兩者在本質上是否兼容。無論是經濟發展還是政治發展，都需要規範化，即政府的參與。經濟發展需要政府的參與，無論在哪種制度下，政府介入必不可少，只是程度上的分別。在計劃經濟裏，從生產資料投入的控制到國民收入的再分配，政府都佔據主導地位。而市場經濟亦少不了政府的角色，由制定市場規則，監管市場行為，到修正市場失靈，都需要政府出手。因為蘇聯的崩潰，蘇式計劃經濟被證明失敗，似乎說明政府過份干預、甚至主導市場是行不通的。這亦是｢華盛頓共識｣的核心，亦為國際貨幣基金等國際組織所奉行的教條。
但另一方面，通過觀察歐美發達國家的經驗，我們可以發現，經濟越是高度發展，政府角色則越來越重要，尤其是利益再分配的角色。由此衍生出福利主義社會的問題。當歐洲各國工人為政府削減國家開支和社會福利而罷工之際，以視政府邪惡如蛇蝎，並標榜純粹資本主義社會見稱的美國，亦不得不走向全民醫療保障等福利措施。由此可見，經濟越進步，政府角色亦越重要。
而民主政治發展則是一種與之相反的轉變。最初政府的建立，是基於有限資源的競爭和分配而達成的共識和機制，用社會學理論術語來說，是一種社會契約。到社會越發達，人們掌握在手的資源越趨豐富時，要求政府減少干預，爭取全民參與，增加公民代表性以防止政府獨斷獨行的呼聲就越高。
當然，兩種發展無論在過程中有多大的衝突，最終亦會殊途同歸──當｢賽先生｣把社會推進到一個完全擺脫物質制梏的狀態時，政府就沒有了存在的必要，而｢德先生｣就完成了歷史使命，｢費小姐｣重掌大局，則此為之｢烏托邦｣。
其次是經濟發展和民主政制孰先孰後的謎思，亦即｢中國模式｣與｢印度模式｣之爭。從歷史唯物主義觀出發，｢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沒有經濟自由就不可能有政治自由，不能保障人民溫飽以前，民主政治無從談起。而中國則是按照這種思路發展最佳典範。
與之相對的，就是諾貝爾獎得主、經濟學大師Amartyr Sen的普世價值論。Sen認為民主是當今普世價值觀，社會的進步，以至人民的福祉都建基於民主政制。可以說，沒有民主就沒有發展。他的觀點是對｢先民主後經濟｣的印度式發展的肯定，對福利主義的辯護，亦是對各個以發展之名侵犯人權的發展中國家的批判。｢中國模式｣得到全世界重視的同時，｢印度模式｣亦得到相當的關注。在兩個國家同時崛起之際，更多持Sen一類觀點的人會傾向認為印度模式的發展會更平穏、更有可持續性，發展潛力會遠高於中國。兩種模式對疊，哪一種會勝出，我們要拭目以待。但民主是否普世價值觀，即民主是否發展的先決條件，我是抱著懷疑態度的，對｢沒有民主就沒有民生｣這一類經不起嚴謹推敲的言論更是嗤之以鼻。
再者是由｢中國模式｣所引起的階段爭論，即經濟發展到哪一個階段才適合引入民主政治的問題。許多學者認為，中國經濟已經發展到一個瓶頸，人民也不再滿足於經濟增長。生活質素、環境保護、資訊流通、以至社會公義都成為當局需要慎重面對的難題，而目前政治體制已遠遠不能滿足社會上的種種訴求。中共亦對自身發展的局限有清醒的認識，亦對黨內民主作過相當深入的研究，但礙於政治變革可能觸怒既得利益者及帶來社會動盪，政制一直裹足不前。西方學者大都認為改革得越遲，給中國帶來的挑戰就越大，更有人認為中國已錯失了政治改革的良機。但無可否認的是，中國正以自己的步伐向既定的目標走。政改是必然的，但無論是何時、何地、以何種方法改變，｢德先生｣以怎樣的面目示人，可以預見中國都會走自己的路，以一種與西方截然不同的模式發展。
無論社會如何發展，｢德先生｣和｢賽先生｣都不是最終的追求，而是邁向發展最終目標的過程中不可缺少的手段。只有自由才是真正的人類發展的最終訴求，亦是真正的普世價值觀。我們不必拘泥於照搬西方民主制度，亦不應視歐美發展模式為唯一的道路。要知道，追求｢費小姐｣的方法不止一個。
五四運動最為人所熟悉的核心價值在於對｢德先生｣（民主，Democracy）與｢賽先生｣（科學，Science）的追尋，及對中國強國之路的探尋。甚至到今天，無論是海峽兩岸，還是海內外華人圈子，都未曾停止對｢德先生｣和｢賽先生｣的努力和渴求。時至今日，可以說中國還未達到｢五四運動｣最終的強國目標，尤其是在民主和科學兩方面，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雖然這兩個目標還未達，但並不阻礙我們對長遠的發展方向和普世價值觀的討論。以我個人理解，｢德先生｣和｢賽先生｣不過是社會發展階段性的工具，最終的長遠目標和真正的普世價值觀應該是｢費小姐｣（自由，Freedom）。
如果細看人類發展的過程，就會發現社會一直圍繞著競爭和妥協發展。科技進步一直在提高資源的有效運用，為解決競爭而服務；而政府從無到有，從簡單到複雜，都不外乎一種妥協的機制。科技發展由古代中國的四大發明走向現代的互聯網；而政制發展就表現在政治制度的進步上，如人類社會由氏族走到封建，到以中央集權為基礎的皇權統治，再到現代的民主制度。由此可見，｢德先生｣作為現代規範妥協的工具，為大多數發達國家所採用；而｢賽先生｣則是推動社會發展的催化劑。要追求到｢費小姐｣這個人類理想中的最高發展目標，就必需擺脫物質缺乏所帶來的制梏以及妥協所帶來的高遠物質的、精神上的限制，即是要得到經濟發展所帶來的物質自由和政治發展最終帶來的非物質自由。按照這個發展目標，物質自由與精神自由都是不可或缺的。但問題的關鍵在於，是要先達到物質自由，還是以精神自由為先？這個問題亦是當今世界的焦點，更引發了不同學派在幾方面理論的爭論。
首先，經濟發展與民主政治發展，兩者在本質上是否兼容。無論是經濟發展還是政治發展，都需要規範化，即政府的參與。經濟發展需要政府的參與，無論在哪種制度下，政府介入必不可少，只是程度上的分別。在計劃經濟裏，從生產資料投入的控制到國民收入的再分配，政府都佔據主導地位。而市場經濟亦少不了政府的角色，由制定市場規則，監管市場行為，到修正市場失靈，都需要政府出手。因為蘇聯的崩潰，蘇式計劃經濟被證明失敗，似乎說明政府過份干預、甚至主導市場是行不通的。這亦是｢華盛頓共識｣的核心，亦為國際貨幣基金等國際組織所奉行的教條。
但另一方面，通過觀察歐美發達國家的經驗，我們可以發現，經濟越是高度發展，政府角色則越來越重要，尤其是利益再分配的角色。由此衍生出福利主義社會的問題。當歐洲各國工人為政府削減國家開支和社會福利而罷工之際，以視政府邪惡如蛇蝎，並標榜純粹資本主義社會見稱的美國，亦不得不走向全民醫療保障等福利措施。由此可見，經濟越進步，政府角色亦越重要。
而民主政治發展則是一種與之相反的轉變。最初政府的建立，是基於有限資源的競爭和分配而達成的共識和機制，用社會學理論術語來說，是一種社會契約。到社會越發達，人們掌握在手的資源越趨豐富時，要求政府減少干預，爭取全民參與，增加公民代表性以防止政府獨斷獨行的呼聲就越高。
當然，兩種發展無論在過程中有多大的衝突，最終亦會殊途同歸──當｢賽先生｣把社會推進到一個完全擺脫物質制梏的狀態時，政府就沒有了存在的必要，而｢德先生｣就完成了歷史使命，｢費小姐｣重掌大局，則此為之｢烏托邦｣。
其次是經濟發展和民主政制孰先孰後的謎思，亦即｢中國模式｣與｢印度模式｣之爭。從歷史唯物主義觀出發，｢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沒有經濟自由就不可能有政治自由，不能保障人民溫飽以前，民主政治無從談起。而中國則是按照這種思路發展最佳典範。
與之相對的，就是諾貝爾獎得主、經濟學大師Amartyr Sen的普世價值論。Sen認為民主是當今普世價值觀，社會的進步，以至人民的福祉都建基於民主政制。可以說，沒有民主就沒有發展。他的觀點是對｢先民主後經濟｣的印度式發展的肯定，對福利主義的辯護，亦是對各個以發展之名侵犯人權的發展中國家的批判。｢中國模式｣得到全世界重視的同時，｢印度模式｣亦得到相當的關注。在兩個國家同時崛起之際，更多持Sen一類觀點的人會傾向認為印度模式的發展會更平穏、更有可持續性，發展潛力會遠高於中國。兩種模式對疊，哪一種會勝出，我們要拭目以待。但民主是否普世價值觀，即民主是否發展的先決條件，我是抱著懷疑態度的，對｢沒有民主就沒有民生｣這一類經不起嚴謹推敲的言論更是嗤之以鼻。
再者是由｢中國模式｣所引起的階段爭論，即經濟發展到哪一個階段才適合引入民主政治的問題。許多學者認為，中國經濟已經發展到一個瓶頸，人民也不再滿足於經濟增長。生活質素、環境保護、資訊流通、以至社會公義都成為當局需要慎重面對的難題，而目前政治體制已遠遠不能滿足社會上的種種訴求。中共亦對自身發展的局限有清醒的認識，亦對黨內民主作過相當深入的研究，但礙於政治變革可能觸怒既得利益者及帶來社會動盪，政制一直裹足不前。西方學者大都認為改革得越遲，給中國帶來的挑戰就越大，更有人認為中國已錯失了政治改革的良機。但無可否認的是，中國正以自己的步伐向既定的目標走。政改是必然的，但無論是何時、何地、以何種方法改變，｢德先生｣以怎樣的面目示人，可以預見中國都會走自己的路，以一種與西方截然不同的模式發展。
無論社會如何發展，｢德先生｣和｢賽先生｣都不是最終的追求，而是邁向發展最終目標的過程中不可缺少的手段。只有自由才是真正的人類發展的最終訴求，亦是真正的普世價值觀。我們不必拘泥於照搬西方民主制度，亦不應視歐美發展模式為唯一的道路。要知道，追求｢費小姐｣的方法不止一個。
星期二, 4月 27, 2010
捉到鹿唔識脫角
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發表的《2010年中國城市競爭力藍皮書：中國城市競爭力報告》，香港競爭力在全國依然排頭位，但多個單項排位已是三甲不入，甚至有幾項已跌出頭十。報告提到香港面臨3大挑戰，（1）技術創新不足、人才嚴重流失；（2）面臨內地和國際城市競爭；（3）全球產業升級較快，香港產業升級相對緩慢，競爭優勢下降。
其實說到香港的優勢，大多數香港人自己都未必清楚，尤其是潛在的優勢。我自己就認為學術界其實臥虎藏龍，只要政府和商界肯多投放資源，以及對研究成果多點重視，要為香港增加經濟增長點，要重塑香港的領先地位並不是天方夜譚。用最普通的經濟學語言來說，現時國內的經濟增長都只是建基於實現資源應有的價值，即主要集中在勞動力密集的製造業，甚至許多經濟學者都認為中國的資源運用效率極低，造成大量浪費。與中國的發展階段不同，美國等先進國家早已進入高科技時代，即不但以極高效率實現資源價值，並以科技手段提高生產效益，達至真正的經濟發展。
用通俗的比喻來說明，就是一斤麵粉理論上可以造成一斤麵，中國的生產效率低，所以只可能生產出不足一斤麵。中國過去三十年的經濟增長只不過把改革前的四兩，提高到開放後的半斤，生產潛力依然不能完全發揮。但歐美發達國家不但已過了一斤麵粉出一斤麵的時期，更進入了把一斤麵粉的效益提高到斤半甚至兩斤麵的階段。這就是科技的力量。
香港的科研隊伍其實實力相當雄厚，大量的科研成果和外國比較起來亦完全不遜色，但無論是政府，商界，還是普通市民，都有意無意地忽略了這個足以重振香港經濟的潛在優勢。政府雖有有遠見之人，但奈何被高地價政府的制梏束縛，無人能負起高昂的政治代價去改變。商界只著重短期效益，不如歐美日等國家般在 R&D方面落重本，以致全港大多數有實力的財團多為賺快錢的地產商。市民，不論學歷高低，經驗多少，大都只為三餐一宿而奮鬥，最多是｢做好自己份工｣，得閒炒炒股，什麼理想，什麼大志，早就被抛到九霄雲外。
其實，只要政府對教育制定多些實際的政策，商界投放多些資金，市民對教育方面的投資少些噪音，香港要成就高科技研究成果商品化完全不是難事。奈何，長遠眼光到底難求！
其實說到香港的優勢，大多數香港人自己都未必清楚，尤其是潛在的優勢。我自己就認為學術界其實臥虎藏龍，只要政府和商界肯多投放資源，以及對研究成果多點重視，要為香港增加經濟增長點，要重塑香港的領先地位並不是天方夜譚。用最普通的經濟學語言來說，現時國內的經濟增長都只是建基於實現資源應有的價值，即主要集中在勞動力密集的製造業，甚至許多經濟學者都認為中國的資源運用效率極低，造成大量浪費。與中國的發展階段不同，美國等先進國家早已進入高科技時代，即不但以極高效率實現資源價值，並以科技手段提高生產效益，達至真正的經濟發展。
用通俗的比喻來說明，就是一斤麵粉理論上可以造成一斤麵，中國的生產效率低，所以只可能生產出不足一斤麵。中國過去三十年的經濟增長只不過把改革前的四兩，提高到開放後的半斤，生產潛力依然不能完全發揮。但歐美發達國家不但已過了一斤麵粉出一斤麵的時期，更進入了把一斤麵粉的效益提高到斤半甚至兩斤麵的階段。這就是科技的力量。
香港的科研隊伍其實實力相當雄厚，大量的科研成果和外國比較起來亦完全不遜色，但無論是政府，商界，還是普通市民，都有意無意地忽略了這個足以重振香港經濟的潛在優勢。政府雖有有遠見之人，但奈何被高地價政府的制梏束縛，無人能負起高昂的政治代價去改變。商界只著重短期效益，不如歐美日等國家般在 R&D方面落重本，以致全港大多數有實力的財團多為賺快錢的地產商。市民，不論學歷高低，經驗多少，大都只為三餐一宿而奮鬥，最多是｢做好自己份工｣，得閒炒炒股，什麼理想，什麼大志，早就被抛到九霄雲外。
其實，只要政府對教育制定多些實際的政策，商界投放多些資金，市民對教育方面的投資少些噪音，香港要成就高科技研究成果商品化完全不是難事。奈何，長遠眼光到底難求！
星期五, 4月 23, 2010
謙虛使人進步
謙虛使人進步，驕傲則令人無所寸進，北京和上海就是最佳對比。
最近上海政府印制課本，提出對上海市民在世博期間行為的要求，從排隊到儀容，無一不仔細列明，希望有助提升市民質素。但市民反應一般，甚至有人認為上海本身就是一個｢國際大都會｣，與外國接觸、溝通頻繁，市民質素自然而然地就會｢上去了｣，用不著刻意去再教育。
可是改革開放已經三十年有多了，上海這個被中央政策重點｢扶持｣、｢照顧｣的對象，在硬件建設上，經濟發展上是上去了，早為外國人，甚至其他國內城市人所詬病的低下市民質素卻依然故我。內衣褲照舊如萬國旗般在街頭飄揚，蓬頭垢面的大媽依然會穿著睡衣罵街。就連在上海本世紀最大的面子工程──世博會試運行日上，上海人還是推撞的推撞，插隊的插隊，這到底是爭了面子還是丟了面子？與外國人的接觸真的讓上海人文明了嗎？市民質素真的就自然而然地｢上去了｣嗎？
其實，以上海人的那種狂妄自大，看不起人的普遍心態，就算再辦多少次世博也不會有太大分別。與北京一比較，差異就更明顯了。北京城裏的人，大都有些天子腳下的威風和傲氣，但都願意承認落後和不足之處，也願意和政府配合去作出改變。京奧前，從中央到市政府都不斷教育市民，由禮儀到英語，各種課程充斥各行各業，大街小巷。雖然京奧後的措施大都回覆了原樣，不過市民的良好儀容、市容的整潔、服務業從業員的熱情態度都能基本保持。京奧過去一年多，我再次踏足北京，還能深切地感受到｢軟件｣質素的提高。
回頭看看上海，無論是改革之初第一次踏足這個曾經的｢十里洋場｣，還是開放二十年後重臨，抑或是世博即將來臨時再三到來，上海人冷漠、高傲、慢待外地人的態度依然故我。碰上問路的愛理不理，的士司機埋怨乘客行李多、路程不遠，不講上海話或英語的點餐就多等半小時，看看哪個服務員有心情招待你。人還是那些人，態度還是那些態度，與三十年前並沒多大分別。
京滬兩地比較，不難發現，越是謙虛，就越能把握機遇，把挑戰當成改善的契機。上海有這樣的胸襟嗎？
最近上海政府印制課本，提出對上海市民在世博期間行為的要求，從排隊到儀容，無一不仔細列明，希望有助提升市民質素。但市民反應一般，甚至有人認為上海本身就是一個｢國際大都會｣，與外國接觸、溝通頻繁，市民質素自然而然地就會｢上去了｣，用不著刻意去再教育。
可是改革開放已經三十年有多了，上海這個被中央政策重點｢扶持｣、｢照顧｣的對象，在硬件建設上，經濟發展上是上去了，早為外國人，甚至其他國內城市人所詬病的低下市民質素卻依然故我。內衣褲照舊如萬國旗般在街頭飄揚，蓬頭垢面的大媽依然會穿著睡衣罵街。就連在上海本世紀最大的面子工程──世博會試運行日上，上海人還是推撞的推撞，插隊的插隊，這到底是爭了面子還是丟了面子？與外國人的接觸真的讓上海人文明了嗎？市民質素真的就自然而然地｢上去了｣嗎？
其實，以上海人的那種狂妄自大，看不起人的普遍心態，就算再辦多少次世博也不會有太大分別。與北京一比較，差異就更明顯了。北京城裏的人，大都有些天子腳下的威風和傲氣，但都願意承認落後和不足之處，也願意和政府配合去作出改變。京奧前，從中央到市政府都不斷教育市民，由禮儀到英語，各種課程充斥各行各業，大街小巷。雖然京奧後的措施大都回覆了原樣，不過市民的良好儀容、市容的整潔、服務業從業員的熱情態度都能基本保持。京奧過去一年多，我再次踏足北京，還能深切地感受到｢軟件｣質素的提高。
回頭看看上海，無論是改革之初第一次踏足這個曾經的｢十里洋場｣，還是開放二十年後重臨，抑或是世博即將來臨時再三到來，上海人冷漠、高傲、慢待外地人的態度依然故我。碰上問路的愛理不理，的士司機埋怨乘客行李多、路程不遠，不講上海話或英語的點餐就多等半小時，看看哪個服務員有心情招待你。人還是那些人，態度還是那些態度，與三十年前並沒多大分別。
京滬兩地比較，不難發現，越是謙虛，就越能把握機遇，把挑戰當成改善的契機。上海有這樣的胸襟嗎？
星期五, 3月 19, 2010
慎防樓市泡沫再度爆破
零九年以來，樓宇價格不斷飊升，不但豪宅呎價屢創高峰，中價位樓宇亦有驚人成交量。有地產代理商指出，香港樓宇供應量少，加上持續的低利率，房價自然上揚，但內地資金的湧入，才是導致近期樓價狂飆的其中一個最重要原因。
「經濟導報」指出，近期當地豪宅銷售狀況相當熱絡，尖沙咀新豪宅｢名鑄｣，一房一廳就賣出了2,450萬元港幣的天價，每平方英呎近3萬港幣，成為香港最貴的套房，甚至比英國倫敦市中心的新豪宅還貴了六成。中原集團主席施永青認為，除了港幣與美元聯滙，近期必須隨美國降息並釋出港幣，導致市場資金氾濫的本地因素之外，推升香港豪宅市場的主要原因，還是內地買家不斷湧入，搜刮香港豪宅。
其實購入香港樓宇單位的內地買家或資金分三種。首先是在香港投資不少於六百五十萬的投資移民。根據香港信報前任總編輯練乙錚的推算，零九年前三季價值過千萬元的新豪宅中，有六成六買家為內地人，而五百萬到千萬元豪宅的買家，也達到六成。而據明報報導，在二手豪宅市場中，零九年全年內地買家佔比例約為18.1%。
第二種為中價單位的買家。在香港與內地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CEPA）下，大批內地人士經常往來於香港與深圳之間，有在香港置業的需要，於是成為香港中價單位的重要客源。以新界北區為例，有報導指零九年優質物業的買家估計有三成來自內地。最近連二市居屋市場都能見到內地買家的身影。筲箕灣居屋｢東旭苑｣就有單位以創紀錄的六千元呎價成交，買家為福建人。
第三種為用來避稅及不問價錢炒賣樓宇的「黑錢」。據報導，中港間的地下錢莊越趨活躍，在內地外匯管制下專營人民幣與港幣通滙的地下錢莊，近年更廣推到內地沿海省份幾近每一個城鎮。零九年以來內地要求幹部申報資產後，「黑錢」明顯大幅加增多。
港府在輿論壓力下，已對樓價飆升的問題有所回應，然而在全球利率動向未明的情況下，港府只敢拋出活化二手居屋市場等治標措施，並未能推出有效的治本方案，更遑論改變傳統的高地價政策。種種跡像反映香港急於向中港經濟融合發展，政策卻未能跟上市場變化。有學者警告，若樓市仍僅靠內地資金支持，一旦內地政策出現調整，熱錢止步，豪宅受追捧的情況可能會就此終結。
然而，筆者認為，內地資金固然為推高樓價的近因，但長遠來說香港政府一直推行的高地價政策，才是樓市泡沫週期化的罪魁禍首。香港目前面對的只是由資產升值拉動的經濟復甦，其明顯特徵是房地產價格攀升，銀行盈利能力增強，股市強力反彈。香港現時的房地產市場，實際上仍然是政府與大地產商高度壟斷的市場，政府的房地產政策以偏向緊縮供應的｢勾地制度｣為主，基本上仍未跳出過往高地價政策的窠臼，更無完全以市場為主導的政策可言。
幾乎所有經濟學者都贊成，香港必須改變現時以高地價為特徵的房地產主導的經濟結構，社會經濟才有可能持續穩定發展。過往每逢經濟下滑時，市民飽受高地價高樓價房地產泡沫之苦，要調整經濟結構的呼聲甚高。
但回歸後的經濟週期現實卻和港人開了一個玩笑。每當經濟危機來臨，產業結構備受關注時，經濟又復甦了，而且很大程度上仍是由資產升值拉動。這又從理論到實際上，增強了部分人以致政府官員有關香港經濟必須靠房地產帶動的說法，因而政府全面檢討賣地政策，研究以交易稅及增值稅去調節房地產買賣，都失去了迫切性。可惜的是，長此下去，市民將不能擺脫房地產泡沫週期化及爆破的危機。
因此，在樓市危機再度來臨前，筆者認為政府有必要從三方面著手去壓抑房地產泡沫。
一、 檢討投資移民政策，提高最低投資金額，減低對中小型住宅單位的追捧，令國內資金對香港樓市影響局限在豪宅市場，從而令中小型樓宇價維持在本地居民可負擔的水平。
二、 恢復興建居屋，穩定中小型樓宇的供應量，從供給上解決中產階層置業難的問題；限制非本地居民購買二手居屋，降低中小型樓宇被炒賣的機會。
三、 全面恢復定期賣地，增加土地供應，並提高｢勾地制度｣的透明度，加強打壓樓價的力度。
房地產泡沫再度形成的原因，歸根究底是有限的土地供應導致樓價遠遠超出本地居民的承受能力；當內地資金或因政策調整而導致流入無以為繼，屆時無論政府是否增加或減少土地供應，樓價都必然大幅下調，並令香港整體經濟出現大振盪，負資產再度出現，社會民心出現；新的混亂，這就是高地價政策的巨大經濟社會風險。
如此下去，若港府再不痛下決心，改變以高地價為特徵的經濟模式，任由房地產畸形發展，不但會影響營商環境，更會再次延誤香港經濟轉型的時機，持續弱化香港整體創造價值的能力，並使香港作為一個經濟體系逐漸被邊緣化，其特有的經濟地位，一如去年底被上海超越的國民生產總值（GDP），將陸續被其他城市取代。
「經濟導報」指出，近期當地豪宅銷售狀況相當熱絡，尖沙咀新豪宅｢名鑄｣，一房一廳就賣出了2,450萬元港幣的天價，每平方英呎近3萬港幣，成為香港最貴的套房，甚至比英國倫敦市中心的新豪宅還貴了六成。中原集團主席施永青認為，除了港幣與美元聯滙，近期必須隨美國降息並釋出港幣，導致市場資金氾濫的本地因素之外，推升香港豪宅市場的主要原因，還是內地買家不斷湧入，搜刮香港豪宅。
其實購入香港樓宇單位的內地買家或資金分三種。首先是在香港投資不少於六百五十萬的投資移民。根據香港信報前任總編輯練乙錚的推算，零九年前三季價值過千萬元的新豪宅中，有六成六買家為內地人，而五百萬到千萬元豪宅的買家，也達到六成。而據明報報導，在二手豪宅市場中，零九年全年內地買家佔比例約為18.1%。
第二種為中價單位的買家。在香港與內地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CEPA）下，大批內地人士經常往來於香港與深圳之間，有在香港置業的需要，於是成為香港中價單位的重要客源。以新界北區為例，有報導指零九年優質物業的買家估計有三成來自內地。最近連二市居屋市場都能見到內地買家的身影。筲箕灣居屋｢東旭苑｣就有單位以創紀錄的六千元呎價成交，買家為福建人。
第三種為用來避稅及不問價錢炒賣樓宇的「黑錢」。據報導，中港間的地下錢莊越趨活躍，在內地外匯管制下專營人民幣與港幣通滙的地下錢莊，近年更廣推到內地沿海省份幾近每一個城鎮。零九年以來內地要求幹部申報資產後，「黑錢」明顯大幅加增多。
港府在輿論壓力下，已對樓價飆升的問題有所回應，然而在全球利率動向未明的情況下，港府只敢拋出活化二手居屋市場等治標措施，並未能推出有效的治本方案，更遑論改變傳統的高地價政策。種種跡像反映香港急於向中港經濟融合發展，政策卻未能跟上市場變化。有學者警告，若樓市仍僅靠內地資金支持，一旦內地政策出現調整，熱錢止步，豪宅受追捧的情況可能會就此終結。
然而，筆者認為，內地資金固然為推高樓價的近因，但長遠來說香港政府一直推行的高地價政策，才是樓市泡沫週期化的罪魁禍首。香港目前面對的只是由資產升值拉動的經濟復甦，其明顯特徵是房地產價格攀升，銀行盈利能力增強，股市強力反彈。香港現時的房地產市場，實際上仍然是政府與大地產商高度壟斷的市場，政府的房地產政策以偏向緊縮供應的｢勾地制度｣為主，基本上仍未跳出過往高地價政策的窠臼，更無完全以市場為主導的政策可言。
幾乎所有經濟學者都贊成，香港必須改變現時以高地價為特徵的房地產主導的經濟結構，社會經濟才有可能持續穩定發展。過往每逢經濟下滑時，市民飽受高地價高樓價房地產泡沫之苦，要調整經濟結構的呼聲甚高。
但回歸後的經濟週期現實卻和港人開了一個玩笑。每當經濟危機來臨，產業結構備受關注時，經濟又復甦了，而且很大程度上仍是由資產升值拉動。這又從理論到實際上，增強了部分人以致政府官員有關香港經濟必須靠房地產帶動的說法，因而政府全面檢討賣地政策，研究以交易稅及增值稅去調節房地產買賣，都失去了迫切性。可惜的是，長此下去，市民將不能擺脫房地產泡沫週期化及爆破的危機。
因此，在樓市危機再度來臨前，筆者認為政府有必要從三方面著手去壓抑房地產泡沫。
一、 檢討投資移民政策，提高最低投資金額，減低對中小型住宅單位的追捧，令國內資金對香港樓市影響局限在豪宅市場，從而令中小型樓宇價維持在本地居民可負擔的水平。
二、 恢復興建居屋，穩定中小型樓宇的供應量，從供給上解決中產階層置業難的問題；限制非本地居民購買二手居屋，降低中小型樓宇被炒賣的機會。
三、 全面恢復定期賣地，增加土地供應，並提高｢勾地制度｣的透明度，加強打壓樓價的力度。
房地產泡沫再度形成的原因，歸根究底是有限的土地供應導致樓價遠遠超出本地居民的承受能力；當內地資金或因政策調整而導致流入無以為繼，屆時無論政府是否增加或減少土地供應，樓價都必然大幅下調，並令香港整體經濟出現大振盪，負資產再度出現，社會民心出現；新的混亂，這就是高地價政策的巨大經濟社會風險。
如此下去，若港府再不痛下決心，改變以高地價為特徵的經濟模式，任由房地產畸形發展，不但會影響營商環境，更會再次延誤香港經濟轉型的時機，持續弱化香港整體創造價值的能力，並使香港作為一個經濟體系逐漸被邊緣化，其特有的經濟地位，一如去年底被上海超越的國民生產總值（GDP），將陸續被其他城市取代。
星期六, 1月 23, 2010
反高鐵之我見
從最近幾個月的媒體報導所見，反高鐵運動轟轟烈烈。雖然立法會最後通過款，但反對運動似乎未見平息，搞街頭運動的繼續上街遊行，執筆為生的繼續寫文章出書，社會依然熱鬧非常。
反高鐵者所持的不外乎沒必要，造價高，和賠償不夠三個理由。筆者以為，其實這場反高鐵運動歸根到底牽涉到幾個問題，一是未來公共交通系統發展，二是政府財政收支和分配，三，也是最重要的，是香港定位問題及由此引申的香港人優越感。
鐵路網的覆蓋是全世界發展的大趨勢，尤其是已發展國家／地區。試問去過歐洲旅行的人，有誰會不認同歐洲鐵路的便捷呢？又有誰會說國與國之間的緊密連繫浪費資源呢？反觀香港，只要到各大出入境口岸看看，就知道現有的鐵路系統已經不足以應付來往人流。以香港有限的發展空間，鐵路就是唯一的出路，不用鐵路，難道要像美國一樣，人人一出門就開車？美國公路網雖然健全，但公共運輸系統就相當落後，這是連奧巴馬總統都強調急需解決的問題。依賴私家車的時代已經過去，這不單是能源和環境的問題，還有效率的因素。高速鐵路無論從運載量到速度，都是其他交通工具都無法比擬的。用陰謀論者的話講，美國的公路網正正是以艾森豪威爾為首的美國政府同石油商，汽車商等官商勾結成果的典範！
以筆者所見，香港剩下為數不多的所謂優勢，公共交通便捷係其中最重要的，但是這種優勢不用多久就會被人追過。“要致富，先修路”這個顯淺的，連國內農民都懂得的道理，香港人沒理由不明白。今日反高鐵反得最激昂的人，來日發現香港所剩無幾的優勢都消失時，會不會反過來又責怪政府沒有先見之明，後知後覺，知而不決，決而不行呢？這班反政府的領軍人物的言論和主張經常都是極盡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之能事，今日之我打倒昨天的我，變調之快，實在不能不令人瞠目結舌。
當然，筆者也不會一昧為政府說好話，因為造價６６９億是真的太過高昂。但是否有必要一聽到造價高就要反呢？普通市民完全有自由走上街頭表達不滿，但作為市民代表及公共政策審裁者的議員們，是否除了採取極端手段阻止撥款通過，不成就離場抗議之外就沒有任何作用呢？質疑造價，為何不提出動議，將開支逐項分拆，一筆筆地算清楚，一筆筆地放行，而要採取消極的｢拉布｣手段呢？現行議會架構給議員發揮的空間的確很難讓人滿意，但是否代表坐在議會裏就一事無成呢？放棄議會內法律賦與的途徑不用，反而在議會外或發起或支持徒勞無功的抗爭，只不過是棄本逐末之舉。
許多人反對的原因是，現時香港社會有太多問題需要關注，需要政府投放資源。有人提出倒不如將６６９億放在老人福利上，增加生果金等。其實這就是政府資源分配的問題。公共開支裏，有哪一項的負責人會覺得自己所統籌的項目是多餘的呢？老人福利是重要，但難道教育不重要？醫療不需要用錢？反高鐵者要政府重視民生問題，筆者也十分認同，但是否除了老人福利以外，其他的問題就無關民生呢？不要忘記，市民有工開，有飯吃都是屬於民生的範疇！從小處講，修建鐵路和之後一系列的建築項目與很多人的飯碗有密切關係；從大處看，大筆公共建設開支是刺激經濟之舉，是幾乎所用國家都奉行的凱恩斯理論中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從長遠來說，公共交通建設開支亦是開源之舉。有入才可以有出，再不想辦法，香港本身已經夠窄的稅基又怎麼可以支持日益龐大的福利開支呢？
其實以筆者所見，大多數反高鐵的人都不是不明白鐵路的重要性，而是大香港心態作祟，難以接受香港與國內日漸融合的事實，高鐵只不過是一個導火線。其實至少在經濟上，香港就從未也不可能獨立過。身為經歷過殖民地經濟全盛時期，又見證回歸的七十後一員，筆者十分明白這種既來自經濟又源於政制的優越感，甚至在面對國內人時可能在言行上都會不時流露出這種優越感。而高鐵的興建，就正正是進一步融入珠三合經濟圈的前提。
經濟上的融合並不會讓筆者擔心引來政治上的融合，畢竟回歸十三年來，香港政治上始終和內地的格格不入，就算高官如何北望，如何揣測“阿爺”的意思，香港人對國內政治生態以及操作的理解始終流於表面，更惶論改變本地政治文化以適應國內。但當全世界如歐盟，北美自由貿易區等都以締結貿易合作組織為由頭，努力建構經濟共同區域的同時，香港又有何資本和能力去獨善其身，甚至反潮流而行呢？當歐洲各國都可以放下對德國的血海深仇，為歐洲共同化而努力時，香港同國內之間的基建又有什麼不能克服的障礙呢？
眼光如果不放長遠些，到香港繁榮不再時，沒有了經濟地位支撐起的優越感，還可以靠些什麼去維持？
反高鐵者所持的不外乎沒必要，造價高，和賠償不夠三個理由。筆者以為，其實這場反高鐵運動歸根到底牽涉到幾個問題，一是未來公共交通系統發展，二是政府財政收支和分配，三，也是最重要的，是香港定位問題及由此引申的香港人優越感。
鐵路網的覆蓋是全世界發展的大趨勢，尤其是已發展國家／地區。試問去過歐洲旅行的人，有誰會不認同歐洲鐵路的便捷呢？又有誰會說國與國之間的緊密連繫浪費資源呢？反觀香港，只要到各大出入境口岸看看，就知道現有的鐵路系統已經不足以應付來往人流。以香港有限的發展空間，鐵路就是唯一的出路，不用鐵路，難道要像美國一樣，人人一出門就開車？美國公路網雖然健全，但公共運輸系統就相當落後，這是連奧巴馬總統都強調急需解決的問題。依賴私家車的時代已經過去，這不單是能源和環境的問題，還有效率的因素。高速鐵路無論從運載量到速度，都是其他交通工具都無法比擬的。用陰謀論者的話講，美國的公路網正正是以艾森豪威爾為首的美國政府同石油商，汽車商等官商勾結成果的典範！
以筆者所見，香港剩下為數不多的所謂優勢，公共交通便捷係其中最重要的，但是這種優勢不用多久就會被人追過。“要致富，先修路”這個顯淺的，連國內農民都懂得的道理，香港人沒理由不明白。今日反高鐵反得最激昂的人，來日發現香港所剩無幾的優勢都消失時，會不會反過來又責怪政府沒有先見之明，後知後覺，知而不決，決而不行呢？這班反政府的領軍人物的言論和主張經常都是極盡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之能事，今日之我打倒昨天的我，變調之快，實在不能不令人瞠目結舌。
當然，筆者也不會一昧為政府說好話，因為造價６６９億是真的太過高昂。但是否有必要一聽到造價高就要反呢？普通市民完全有自由走上街頭表達不滿，但作為市民代表及公共政策審裁者的議員們，是否除了採取極端手段阻止撥款通過，不成就離場抗議之外就沒有任何作用呢？質疑造價，為何不提出動議，將開支逐項分拆，一筆筆地算清楚，一筆筆地放行，而要採取消極的｢拉布｣手段呢？現行議會架構給議員發揮的空間的確很難讓人滿意，但是否代表坐在議會裏就一事無成呢？放棄議會內法律賦與的途徑不用，反而在議會外或發起或支持徒勞無功的抗爭，只不過是棄本逐末之舉。
許多人反對的原因是，現時香港社會有太多問題需要關注，需要政府投放資源。有人提出倒不如將６６９億放在老人福利上，增加生果金等。其實這就是政府資源分配的問題。公共開支裏，有哪一項的負責人會覺得自己所統籌的項目是多餘的呢？老人福利是重要，但難道教育不重要？醫療不需要用錢？反高鐵者要政府重視民生問題，筆者也十分認同，但是否除了老人福利以外，其他的問題就無關民生呢？不要忘記，市民有工開，有飯吃都是屬於民生的範疇！從小處講，修建鐵路和之後一系列的建築項目與很多人的飯碗有密切關係；從大處看，大筆公共建設開支是刺激經濟之舉，是幾乎所用國家都奉行的凱恩斯理論中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從長遠來說，公共交通建設開支亦是開源之舉。有入才可以有出，再不想辦法，香港本身已經夠窄的稅基又怎麼可以支持日益龐大的福利開支呢？
其實以筆者所見，大多數反高鐵的人都不是不明白鐵路的重要性，而是大香港心態作祟，難以接受香港與國內日漸融合的事實，高鐵只不過是一個導火線。其實至少在經濟上，香港就從未也不可能獨立過。身為經歷過殖民地經濟全盛時期，又見證回歸的七十後一員，筆者十分明白這種既來自經濟又源於政制的優越感，甚至在面對國內人時可能在言行上都會不時流露出這種優越感。而高鐵的興建，就正正是進一步融入珠三合經濟圈的前提。
經濟上的融合並不會讓筆者擔心引來政治上的融合，畢竟回歸十三年來，香港政治上始終和內地的格格不入，就算高官如何北望，如何揣測“阿爺”的意思，香港人對國內政治生態以及操作的理解始終流於表面，更惶論改變本地政治文化以適應國內。但當全世界如歐盟，北美自由貿易區等都以締結貿易合作組織為由頭，努力建構經濟共同區域的同時，香港又有何資本和能力去獨善其身，甚至反潮流而行呢？當歐洲各國都可以放下對德國的血海深仇，為歐洲共同化而努力時，香港同國內之間的基建又有什麼不能克服的障礙呢？
眼光如果不放長遠些，到香港繁榮不再時，沒有了經濟地位支撐起的優越感，還可以靠些什麼去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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