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與人情

日本近日發生一宗與香港居港權案十分相似的案例。一對菲律賓藉夫婦於九十年代用假護照非法進入日本，並在期間生下女兒。女兒是十足日本人，因為與其他日本女生一樣，自其出生以來的十三年間從未離開過日本，除日語外亦不懂得其他語言。但零六年，其母被日本警方拘捕，父母為非法移民的身份亦被揭發。由於女兒並未成年，其父母三年來一直以照顧女兒為由爭取居日權，官司一直打至最高法院。但因為日本移民法例十分嚴苛，父母被判敗訴並要即時遞解出境，而女兒亦要在日本和父母之間選擇。

這個案件在日本社會引起很大的分歧。一方面日本愛國主義者多支持嚴厲執法，把非法移民趕走；但另一方面，這對菲律賓夫婦得到日本國內許多人道主義者的支持，認為日本的移民法例過時且違反人權。他們認為小女孩是純綷的日本人，沒有可能適應菲律賓的生活，而選擇留在日本也會有問題，因為沒有父母在身邊會對她的成長帶來相當多的負面影響。他們的代表律師更募集到二萬多同情者的簽名，要求政府通融，對這對父母法外開恩。這個案件除了影響小女孩的將來外，還會影響五百多個同類家庭的命運。

與居港權案一樣，家庭團聚的權利都是焦點。嚮往和追求更好的生活是人之常情，那些為兒女爭取居港權的父母，還有那些偷渡來港生產的父母應該也都懷著讓兒女享受更好待遇。作為一個人，我很同情這些要分居兩地的家庭。但作為一個法治社會的一名公民，我認為政府有義務維持社會公平和秩序，不能因為社會上的壓力而作出例外處理。不讓非法移民取得居留權，政府有合理的考慮，也有合法的權力。一方面，要維持一個公平的法治社會，政府不能帶頭違法；另一方面，讓非法移民取得合法身份，不但會在社會資源的需求和分配上造成預算外的壓力，更要擔心引來其他效仿者，引起新一輪非法移民潮。

在每個資源有限的社會，接收移民帶來的不止是教育，醫療，房屋，和治安等社會問題，還要考慮對社會公平原則的衝擊。在法理外，是否能有人情的存在空間呢？實際來說，我覺得這不能由政府說了算，反而由立法者因應社會反響作主導。如果社會主流有共識，認為有能力接納這些移民，那立法者就應順應民意，改變過時的法例。

但社會普遍來說都並未進化到一切決定要以人道理由為準則，就算歐美各國也在為非法移民問題頭痛，更不要說較為保守的亞洲各國了。所以要即時改變這些移民的命運是不太實際，自由選擇居住地還只是人道主義者和理想主義者一廂情願的想法而已。

中國經濟應避免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

中國經濟應避免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
──為中國經濟政策辯護

過往三十年，中國經濟起飛，有賴出口貿易及高儲蓄率。經濟學家普遍有兩種回應。一方面，偏向凱恩斯學說的經濟學者認為中國經濟在金融海嘯下仍能一支獨秀，在全球一片萎縮的環境下仍有淨增長，正好表明放任自由經濟的不足之處，亦顯示中國模式，即政府主導的經濟政策，更能抵禦全球性金融風暴。而另一方面，自由派經濟學者則認為，此次金融海嘯說明，全球市場已呈現飽和迹像，甚至是凸顯過剩生產能力，導致去杠杆化與庫存清理，導致投資萎縮與多餘生產能力消解；中國式經濟增長不能持久，最終只能靠另一次改革，即走向以消費為主導的民間經濟才能保持長遠發展。

不能不提的是由此引出的後續爭論，即某些學者提出的以「北京共識」取代「華盛頓」共識的論點。「北京共識」還未有清晰定義，但主要偏向凱恩斯學說，所以政府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而「華盛頓共識」則是自由主義學者所信奉的，以美式自由經濟為主軸的全面私有化的政策。根據自由主義學者的思路，目前中國政府以擴大政府支出、擴大基建投資以及擴大信貸投放為主要特點的救市政策，是在錯誤的方向上前進。他們認為這些政策過分著眼於在短期內刺激GDP，而缺乏對中國增長邏輯的深入反省與宏觀層面的大格局決策。它們在短期內或能促成各項經濟指標的暫時穩定，長期而言，它們將加劇生產能力的過剩狀況，在延後到來的調整之中，將使情況更加惡劣。這種論調其實和奉行自由經濟的美國共和黨對奧巴馬救市政策的批評如出一轍。

我不太同意這一點，因為基建投資的性質不光在於短期的增長和提高就業，而在於對全國平均增長的長遠影響。君不見國內貧富兩極化日益嚴重，主要問題不在於東部增長太快，而在於西部增長太慢。基建著重改善全國交通，訊息等各種聯繫，是內陸地區實現快速增長的前提和基礎。要改善內需就必需改變國富民貧的格局，就要由內陸地區人民增收入手。國內高消費一群都是沿海地區的高入一群。沒有高收入何來高消費？難道要中國走美式不負責任消費模式的道路嗎？

另外，中國政府也有相應的刺激內需措施，例如「家電下鄉」，就是要政府支助農民購入家電，是繼取消農業稅後的另一種頗有效的均富手段。有研究證明過度的貧富不均會減低長遠經濟增長的機會，其中一個負面影響就體現在消費經濟上。

沒錯，現在是時候進行第二次改革了，中國的確要改善內需，以改變過份依賴出口的現狀；政府亦應改變主導經濟的角色，轉變為監管者的角色。但中國不能走成為美式過度消費的道路，中國需要的是有序的民間經濟，即在出口和內需間取得平衡，避免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