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與日

一般中國分析家評論德日兩國差別時都強調兩者對戰爭以及其罪行認識的差別。前者尊重歷史，誠心向各受害國道歉及賠償，後者則相反。在分析兩國時，其實大部分人都忽略了兩國的兩個根本的不同之處。

其一，德國人在二戰中本身亦是受害者，許多人都成為了優生學的祭品。在二戰前，德國奉行的納粹/種族主義，不但視猶太人為低等民族，還把德國國內有缺陷的人一一清洗，甚至強行幫醫學界認為基因有問題的人做絶育手術，所持的理由是基因缺陷影響下一代德國人的優越性。只有擁有優良基因的德國人才有生育的權利(甚至是義務)。(諷刺地，這個人口政策在新加坡亦得到相當的支持，只是沒有強迫性的絶育手術而已。)

由於當時醫學相對落後，研究基因的方法十分不科學，甚至是原始，許多長相有異的人都被誤判為有基因缺陷，以致成為強迫絶育的受害者。有的受害者自小絶育而不自知，直到結緍後一直不能生育才驚覺。華盛頓的二戰大屠殺博物館內就保存了相當多這樣的紀錄，以及對受害者的訪問。而德國有許多「基因有缺陷」的國民亦像猶太人一樣，被送進集中營，甚至是毒氣室。

相對來說，日本人民所受的戰爭祸害就少得多。雖然許多日本家庭因有人參軍戰死而痛失親人，亦有許多家庭因美國投下的兩枚原子彈而家破人亡，但比起德國，日本人因戰爭而受害的畢竟是少數。況且，這兩類受害人並不會因此而加深對戰爭的認識，又或對政府引起戰祸有任何深刻的檢討。為天皇戰死，對許多日本人來說是一種光榮；而許多人對於由原子彈引起對戰爭的厭惡，充其量只是對美國的反感及對戰敗的屈辱。許多右翼分子至今亦不認為日本戰敗了。而這種反感與屈辱感就成為了爭當「正常國家」的動力。

於是，兩國在戰爭中的不同政策導致了兩國人民受害程度的不同，及對戰祸的理解不同。這就成為民族性及美國介入以外的另一個解釋。

其二，各國對接受賠款的態度差異，間接導致了德日兩國對戰爭的不同認識。德國對受害國賠償加道歉，得到歐洲各國的接受及尊重。而由於中國並沒有接受日本任何賠償(蔣介石所謂的以德報怨)，不但令日本減低罪惡感，更在某程度上令右翼分子理直氣壯。有人指出，日本對中國應作出的賠償就算不足以導致其分裂，亦可以大大拖延其戰後重建，阻止日本的高速發展。這個論點未必成立，因為日本人的創意在發展中也起了主要的作用。但免去了賠償卻確實令日本減輕了財政上及道德上的負擔。除卻這道德上的負擔，日本有何重新認識、評價歷史的壓力呢？沒付出沉重的代價才是日本政府拒絕深刻檢討的原因。

綜上所述，日本無論是國民還是政府在二戰中所付出的代價都不算沉重，而各國對其罪行的追究又能帶來足夠的壓力。這就造就了日本右翼分子的理直氣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