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與日

一般中國分析家評論德日兩國差別時都強調兩者對戰爭以及其罪行認識的差別。前者尊重歷史，誠心向各受害國道歉及賠償，後者則相反。在分析兩國時，其實大部分人都忽略了兩國的兩個根本的不同之處。

其一，德國人在二戰中本身亦是受害者，許多人都成為了優生學的祭品。在二戰前，德國奉行的納粹/種族主義，不但視猶太人為低等民族，還把德國國內有缺陷的人一一清洗，甚至強行幫醫學界認為基因有問題的人做絶育手術，所持的理由是基因缺陷影響下一代德國人的優越性。只有擁有優良基因的德國人才有生育的權利(甚至是義務)。(諷刺地，這個人口政策在新加坡亦得到相當的支持，只是沒有強迫性的絶育手術而已。)

由於當時醫學相對落後，研究基因的方法十分不科學，甚至是原始，許多長相有異的人都被誤判為有基因缺陷，以致成為強迫絶育的受害者。有的受害者自小絶育而不自知，直到結緍後一直不能生育才驚覺。華盛頓的二戰大屠殺博物館內就保存了相當多這樣的紀錄，以及對受害者的訪問。而德國有許多「基因有缺陷」的國民亦像猶太人一樣，被送進集中營，甚至是毒氣室。

相對來說，日本人民所受的戰爭祸害就少得多。雖然許多日本家庭因有人參軍戰死而痛失親人，亦有許多家庭因美國投下的兩枚原子彈而家破人亡，但比起德國，日本人因戰爭而受害的畢竟是少數。況且，這兩類受害人並不會因此而加深對戰爭的認識，又或對政府引起戰祸有任何深刻的檢討。為天皇戰死，對許多日本人來說是一種光榮；而許多人對於由原子彈引起對戰爭的厭惡，充其量只是對美國的反感及對戰敗的屈辱。許多右翼分子至今亦不認為日本戰敗了。而這種反感與屈辱感就成為了爭當「正常國家」的動力。

於是，兩國在戰爭中的不同政策導致了兩國人民受害程度的不同，及對戰祸的理解不同。這就成為民族性及美國介入以外的另一個解釋。

其二，各國對接受賠款的態度差異，間接導致了德日兩國對戰爭的不同認識。德國對受害國賠償加道歉，得到歐洲各國的接受及尊重。而由於中國並沒有接受日本任何賠償(蔣介石所謂的以德報怨)，不但令日本減低罪惡感，更在某程度上令右翼分子理直氣壯。有人指出，日本對中國應作出的賠償就算不足以導致其分裂，亦可以大大拖延其戰後重建，阻止日本的高速發展。這個論點未必成立，因為日本人的創意在發展中也起了主要的作用。但免去了賠償卻確實令日本減輕了財政上及道德上的負擔。除卻這道德上的負擔，日本有何重新認識、評價歷史的壓力呢？沒付出沉重的代價才是日本政府拒絕深刻檢討的原因。

綜上所述，日本無論是國民還是政府在二戰中所付出的代價都不算沉重，而各國對其罪行的追究又能帶來足夠的壓力。這就造就了日本右翼分子的理直氣壯。

中國政府是反日示威的幕後黑手嗎？

昨天晚上的課主要是討論民主與發展的關係，到後來演變成對中國政府的討伐。最主要的原因是有位同學提出政府合法性(或譯為認受性)的問題。

在西方理論界裏，尤其是美國學者，大都認為獨裁國家由於沒有選民基礎，在開發經濟的過程中只能依靠強勁的經濟增長來維持它的合法性。這類國家因為要壓制國內不同聲音，所以通常會轉移視線，把注意力集中在經濟發展上。但這派學者又認為，這些國家在開放其經濟後必將面臨一個衝擊--由於其合法性太過依賴經濟表現，一旦遇上週期性經濟問題，以往被壓抑的各種聲音就必會爆發，引致政局不穏，甚至導致獨裁政府的倒台。

這個理論自有其歷史背景，但亦在某程度上被推翻。做為理論基礎的東歐各國情況各有不同，我不打算在這裏一一解說。但就理論本身，先不說它的邏輯問題，就應用在中國而言，許多學者對六四之後的中共得以繼續生存，並且繼續其高速的經濟增長，都大表驚訝。於是就引來同一派學者對這個例子的不同詮釋：為繼續轉移國內民眾的視線，獨裁政府就必須找尋新的焦點。

在中國，這個焦點就是民族主義。這一觀點正正被江澤民「加強愛國主義教育」的手段証實。而由於民族主義通常在突發外交爭端中表現最為明顯，所以這類政府通常會利用時局，製造話題，愚弄民眾，通過發動遊行示威等手段，誤導民意取向，以爭取最大的外交利益，與此同時亦逹到轉移視線的目的。但同時，這派學者亦指出，由於民族主義的極端性，用此手段就如玩火自焚，一不小心就會導玫民意轉向，調轉矛頭，把政府當做攻擊、泄憤的對象。就如馬克斯主義裏常用的辨証法所指出，轉移視線以鞏固政權的策略反而會帶來推翻政權的意想不到的效果。

西方/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往往就把這一理論直接套到中國上，然後列舉種種例子，推論中國政府就在玩這個民族主義的遊戲。在他們眼中，從美國「誤炸」大使館到最近的日本竄改教科書，中國政府對遊行示威的通融從根本上違反了中共壓制民間運動的原則，在在顯示中共正是這些反美、反日行為的幕後黑手。有旳學者還斷言，遊行中的過激行為是政府煽動的結果。

於是昨晚這些理論的支持者發表一些完全沒經過驗証的看法，沒有任何証據支持的指控的一幕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上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