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原本為愛國運動，由學生帶領走上街頭，抗議戰敗的德國不把山東歸還中國，反而把山東的權益轉交日本，及後中國政府在巴黎和會上的外交失敗引起中國知識份子和青年學生的反思，並發起一場新文化運動。這場新文化運動受到西方思潮的影響，高舉民主、科學、人權和自由等大旗，希望從根本改變中國思想、文化、政治上的落後。
五四運動最為人所熟悉的核心價值在於對｢德先生｣（民主，Democracy）與｢賽先生｣（科學，Science）的追尋，及對中國強國之路的探尋。甚至到今天，無論是海峽兩岸，還是海內外華人圈子，都未曾停止對｢德先生｣和｢賽先生｣的努力和渴求。時至今日，可以說中國還未達到｢五四運動｣最終的強國目標，尤其是在民主和科學兩方面，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雖然這兩個目標還未達，但並不阻礙我們對長遠的發展方向和普世價值觀的討論。以我個人理解，｢德先生｣和｢賽先生｣不過是社會發展階段性的工具，最終的長遠目標和真正的普世價值觀應該是｢費小姐｣（自由，Freedom）。
如果細看人類發展的過程，就會發現社會一直圍繞著競爭和妥協發展。科技進步一直在提高資源的有效運用，為解決競爭而服務；而政府從無到有，從簡單到複雜，都不外乎一種妥協的機制。科技發展由古代中國的四大發明走向現代的互聯網；而政制發展就表現在政治制度的進步上，如人類社會由氏族走到封建，到以中央集權為基礎的皇權統治，再到現代的民主制度。由此可見，｢德先生｣作為現代規範妥協的工具，為大多數發達國家所採用；而｢賽先生｣則是推動社會發展的催化劑。要追求到｢費小姐｣這個人類理想中的最高發展目標，就必需擺脫物質缺乏所帶來的制梏以及妥協所帶來的高遠物質的、精神上的限制，即是要得到經濟發展所帶來的物質自由和政治發展最終帶來的非物質自由。按照這個發展目標，物質自由與精神自由都是不可或缺的。但問題的關鍵在於，是要先達到物質自由，還是以精神自由為先？這個問題亦是當今世界的焦點，更引發了不同學派在幾方面理論的爭論。
首先，經濟發展與民主政治發展，兩者在本質上是否兼容。無論是經濟發展還是政治發展，都需要規範化，即政府的參與。經濟發展需要政府的參與，無論在哪種制度下，政府介入必不可少，只是程度上的分別。在計劃經濟裏，從生產資料投入的控制到國民收入的再分配，政府都佔據主導地位。而市場經濟亦少不了政府的角色，由制定市場規則，監管市場行為，到修正市場失靈，都需要政府出手。因為蘇聯的崩潰，蘇式計劃經濟被證明失敗，似乎說明政府過份干預、甚至主導市場是行不通的。這亦是｢華盛頓共識｣的核心，亦為國際貨幣基金等國際組織所奉行的教條。
但另一方面，通過觀察歐美發達國家的經驗，我們可以發現，經濟越是高度發展，政府角色則越來越重要，尤其是利益再分配的角色。由此衍生出福利主義社會的問題。當歐洲各國工人為政府削減國家開支和社會福利而罷工之際，以視政府邪惡如蛇蝎，並標榜純粹資本主義社會見稱的美國，亦不得不走向全民醫療保障等福利措施。由此可見，經濟越進步，政府角色亦越重要。
而民主政治發展則是一種與之相反的轉變。最初政府的建立，是基於有限資源的競爭和分配而達成的共識和機制，用社會學理論術語來說，是一種社會契約。到社會越發達，人們掌握在手的資源越趨豐富時，要求政府減少干預，爭取全民參與，增加公民代表性以防止政府獨斷獨行的呼聲就越高。
當然，兩種發展無論在過程中有多大的衝突，最終亦會殊途同歸──當｢賽先生｣把社會推進到一個完全擺脫物質制梏的狀態時，政府就沒有了存在的必要，而｢德先生｣就完成了歷史使命，｢費小姐｣重掌大局，則此為之｢烏托邦｣。
其次是經濟發展和民主政制孰先孰後的謎思，亦即｢中國模式｣與｢印度模式｣之爭。從歷史唯物主義觀出發，｢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沒有經濟自由就不可能有政治自由，不能保障人民溫飽以前，民主政治無從談起。而中國則是按照這種思路發展最佳典範。
與之相對的，就是諾貝爾獎得主、經濟學大師Amartyr Sen的普世價值論。Sen認為民主是當今普世價值觀，社會的進步，以至人民的福祉都建基於民主政制。可以說，沒有民主就沒有發展。他的觀點是對｢先民主後經濟｣的印度式發展的肯定，對福利主義的辯護，亦是對各個以發展之名侵犯人權的發展中國家的批判。｢中國模式｣得到全世界重視的同時，｢印度模式｣亦得到相當的關注。在兩個國家同時崛起之際，更多持Sen一類觀點的人會傾向認為印度模式的發展會更平穏、更有可持續性，發展潛力會遠高於中國。兩種模式對疊，哪一種會勝出，我們要拭目以待。但民主是否普世價值觀，即民主是否發展的先決條件，我是抱著懷疑態度的，對｢沒有民主就沒有民生｣這一類經不起嚴謹推敲的言論更是嗤之以鼻。
再者是由｢中國模式｣所引起的階段爭論，即經濟發展到哪一個階段才適合引入民主政治的問題。許多學者認為，中國經濟已經發展到一個瓶頸，人民也不再滿足於經濟增長。生活質素、環境保護、資訊流通、以至社會公義都成為當局需要慎重面對的難題，而目前政治體制已遠遠不能滿足社會上的種種訴求。中共亦對自身發展的局限有清醒的認識，亦對黨內民主作過相當深入的研究，但礙於政治變革可能觸怒既得利益者及帶來社會動盪，政制一直裹足不前。西方學者大都認為改革得越遲，給中國帶來的挑戰就越大，更有人認為中國已錯失了政治改革的良機。但無可否認的是，中國正以自己的步伐向既定的目標走。政改是必然的，但無論是何時、何地、以何種方法改變，｢德先生｣以怎樣的面目示人，可以預見中國都會走自己的路，以一種與西方截然不同的模式發展。
無論社會如何發展，｢德先生｣和｢賽先生｣都不是最終的追求，而是邁向發展最終目標的過程中不可缺少的手段。只有自由才是真正的人類發展的最終訴求，亦是真正的普世價值觀。我們不必拘泥於照搬西方民主制度，亦不應視歐美發展模式為唯一的道路。要知道，追求｢費小姐｣的方法不止一個。
